“五四人”生存状态论析

几十年来,学界对于五四思潮的评析、意义的疏解已显得十分充分,不过人们更多瞩目的是一些经过层层挑选而一再重复的概念与口号。而那些缺乏意义提升价值,但却能真正让人"回到现场"的史实却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渐行渐远,其中一个长期晦而不显的历史场景就是,"五四人"普遍经历了一个苦闷与焦灼的心理过程。这种生存体验既是五四"个性解放"主题在现实中的挫折感的弥散,也是"五四人"群体抉择的内在基础,更对此后的中国历史的许多内在方向有多重影响。对其的重建与分析当使我们对五四丰富的历史内容有更真切的把握。

“五四人”启蒙角色的转换及文化反思

“五四人”作为本世纪初一个特定的文化阶层，其角色定位决非我们以往学术研究中的习惯性理论预设———一成不变的启蒙者。实际上，他们既有一个由传统文化精英向近代启蒙者转变的过程，也有一个由启蒙者转变为被改造者的过程，而且二者之间相互纠结，很难理清。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滥觞于学界的“知识原罪意识”，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五四宪法”对国家监督体系的奠基

“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框架。“五四宪法”建立的国家监督体系以人大制度为基础,以行政监察和检察监督为重要方式,政协发挥着政治监督的功能。这一体系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丰富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权力运行机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这一体系存在着宪法实施不足、监督内涵缺失和党内监督弱化的问题。以“五四宪法”为参照,未来要坚持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须着力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贯通融合,国家监督体系内部的协调衔接,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完善便捷,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

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五四时期的女校教育与女性创作

产生于晚清、发展于五四时期的女校,在女性解放的过程中,扮演了知识启蒙和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近代特殊的国情、西方教会女校的催化作用,以及“五四”的启蒙背景,使得女校突破传统社会的桎梏而得到迅速发展。与家庭及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不同,女校通过课程教学、文化活动等对女性群体进行集中、科学、系统、深刻的文化濡染。其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既是启蒙和教育的载体,又成为女学生表达自我思想的输出端口。在女校这个独特的空间场域中,诞生了近现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女作家,她们一步步浮出历史地表,从边缘处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从而也改写了文学史和社会史的叙事样貌。尽管女校在很多方面难免存在各种局限,但这不妨碍它成为推动女性解放、激发女性创作的有力支撑。

论“五四宪法”的地位和作用:纪念“五四宪法”颁布70周年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五四宪法”既构建起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国家组织机构体系、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体系,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又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的民主基础、法理基础和观念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石。尽管“五四宪法”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而未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仍为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完善宪法制度,加强宪法治理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我们纪念“五四宪法”就是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宪法,全面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继承和弘扬其中的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智慧,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宪法的“天衣”在于实施:基于“五四宪法”的宪法监督之“缝”的思考

“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典型地体现在其确立了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却落下宪法监督主体虚设、宪法解释缺位、改变或者撤销机制错位的规范之“缝”。“八二宪法”,通过增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明确宪法解释权、备案审查等依托机制建章立制等方面,在规范层面的“天衣”补“缝”,也形成了中国宪法监督的“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撤销”三元规范结构。循此结构,新时代以来,补强宪法监督机关、落实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三线接续并进,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编制宪法“天衣”的“无缝码”。如是梳理,以宪法监督为例,在宪法发展的阶段接续中,在规范和实践的螺旋互动中,呈现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五四宪法”之维。

“五四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施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五四宪法”中有着特定规范内涵,具体包括制度来源论、制度属性论、制度地位论和制度功能论。70年来的制度实践,尽管在文本规范上和具体实施中有所变动,但人民主权原则、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本质内涵从未变迁。新时代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凸显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理论方位,具体体现于制度方位、民主方位、法治方位和治理方位。在确定和厘清上述理论方位的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将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好的发展方略。

试论“五四宪法”的科学性——近代以来思想史的视角

“五四宪法”具有鲜明的科学品格。认识“五四宪法”的科学性离不开它所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观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几个发展阶段。从思想史视角观察,“五四宪法”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科学态度、科学内涵和科学策略等诸多方面;从思想史视角观察,也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五四宪法”后来的遭际,从而更好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五四宪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宪法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宪法创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建设的两大制度基石;宪法确立了统一、平等、团结互助、尊重少数民族权益等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不同民族交往的原则和规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

论“五四”前后鲁迅对家庭伦理的改革及其困境

鲁迅“五四”前后诸多论述围绕家庭问题展开。根据生物进化原理,他提出“幼者本位”,要求父母建立义务、利他乃至牺牲自我的道德。这种思路既呼应了“五四”时代浪潮,又展现出特殊的精神气质。以往研究多关注鲁迅与周作人、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相通之处,忽略了其有关家庭伦理改革表述中的主体性意识,导致难以对“爱”“牺牲”等关键概念的内在原理之异同展开更加深入的辨析。尽管都呼吁对幼者的“爱”,但他们对“牺牲”均提出相应的保留意见,从而缺乏鲁迅论述中的张力。鲁迅的思路包含更多切身复杂体会,并由此进一步彰显了“五四”家庭改革的可能与限度。鲁迅的坚持既与其对自身的历史定位有关,也使得他对进化的表述同时渗透着悲哀之感,而1920年代多次被背叛的经历更导致鲁迅对进化的信仰陷入低谷。

把情感带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漫面相

过去的研究强调“五四”的启蒙意义,却忽视了其所包含的情感因子。从学生运动的各种表现来看,“五四”可以说是一场浓炽的情感运动。当老师们提倡思想解放运动时,学生面对的正是如何重置个体与新兴的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问题。新青年倾向于在社会与国家框架之内或者社会与国家框架之外诠释个体,这意味着个性解放不仅表现在对父子、师生、男女等伦理范畴的突破,也表现在新青年对社会和政治的浪漫主张。到20世纪40年代,一些亲历“五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五四”运动中情感因子对政治、社会和学术等领域或隐或显的塑造。而学界对“五四”的研究重理性、轻感性,或许遮蔽了“五四”的丰富性。

论“五四”启蒙思潮下第一代女作家的女性情谊书写

“五四”启蒙思潮烛照之下,接受新教育的第一代女作家们以同性结盟的姿态出现,其对女性情谊的书写在“五四”璀璨的文坛上开辟了一个以文学为女性发声的新天地,使遭受千年封建压迫的女性不再是形单影只而又式微的存在,她们之间的情谊书写也因此呈现出强烈的启蒙色彩。

“五四宪法”的宪法观及其发展

“五四宪法”的宪法观不仅设置了中国宪制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构成了理解现行宪法之宪法观的历史起点。为确保讨论的聚焦,可从宪法功能观、宪法权力观、基本权利观和宪法实施观四个方面来展开。从“五四宪法”到现行宪法的宪法变迁过程中,均可看到在上述四个宪法观方面的延续和发展。在宪法功能观方面,呈现出从确认功能到规范功能的转变;在宪法权力观方面,呈现出从一元性权力向有限多元性权力的发展;在基本权利观方面,呈现出从基本权利的宣示性功能向基本权利之保障与限制的规范性功能的展开;在宪法实施观方面,呈现出从传统的宪法监督走向以合宪性审查为中心的宪法全面实施。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华民族观的影响

中华民族观形成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五四”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关节点,不仅代表着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更代表着通过本次运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让中国各民族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之下找到了救国新思路、发展新方向,在思想观念上去除了旧有的“华夷之辨”,走出了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困境,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最前面,主张民族团结,鼓励和支持被压迫各民族进行斗争,让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逐渐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对于中华民族的国民身份更加认同,推进各族人民完成从民族到中华民族的观念转变。

“五四宪法”中行政权塑造的权利视角

在国家建构的整体目标下,“五四宪法”通过“机关样态”的方式塑造了行政权,而公民基本权利与行政权的对应关系则为理解后者的一条“暗线”,借助分析法学的基本范畴,“五四宪法”中行政权呈现出了“义务”“无权利”“权力”“无权力”“特权”等多种样态。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需要,本应主要表现为“义务”的行政权更多以“权力”性质的裁量权存在,这一情形在过渡时期是合理且必要的。有鉴于此,在“八二宪法”框架之下应为工具性的行政权注入更多的权利保障价值,通过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等宪法实施监督机制以及裁量基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应诉等执法监督制度推进行政权的运行完善。

“五四宪法”精神之分析——纪念“五四宪法”颁布70周年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为新中国法治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四宪法”从起草到颁布,饱含了民主、务实、创新、开放等精神。在“五四宪法”诞生70年的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中,宪法以其独特的功能维护了国家法制的顺利运转,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现行法治精神延续和发展了“五四宪法”精神,“五四宪法”精神也将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产生深远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五四”学制教材出版历史脉络与基本经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学制教材参与了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由“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的历史性转变。本文聚焦该套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历史与政策背景,总结了其编写特点与出版特点。这套教材的出版是对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路径的探索,构建了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的“科研+出版”模型,为北师大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观与“五四宪法”的政权建构

权力是宪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对权力的不同认识造就了不同的宪法。中国共产党将权力的本质理解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并将这种权力观写入了“五四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要通过革命夺回权力,通过选举将权力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权力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集中于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一元化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对分散最高国家权力的“三权鼎立”和“两院制”。在权力的分配上,“五四宪法”坚持国家权力的统一性,但允许对法律权力进行类型化和职权分工。不过,由于缺乏对权力失范的防范意识,“五四宪法”没有很好地解决权力制约监督的问题。加上革命法制理念的冲击以及未能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五四宪法”未能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对权力的理解、表达、组织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为现行宪法所继承和发展,而它在权力制约监督方面的问题最终在现行宪法中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