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传统”与闻一多的文学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文章以闻一多为例,考察其文学道路与"五四传统"的关系。从介入清华校内的文白论争到开始白话文学的尝试,闻一多从语言方式和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最早的转变。1928年后,闻一多"向内转"开始古典文学研究,在胡适"整理国故"影响下,以"科学"的现代方法重新整理古代文学,接续了一度被"革命"压抑的五四"文艺复兴"传统。1943年,当"中国之命运"面临危机,闻一多从书斋走向广场,带领西南联大学生纪念"五四运动",在分享"五四"话语中与青年学生"和解",投身民主事业,最终以身殉难。闻一多的文学道路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主潮形成某种同构,其诗人、学者、斗士多重身份是不同的文学实践,其内在脉络正是"五四传统"。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五四”传统与青年的选择

在“五四”运动８０年华诞之时，广大有志青年都在进一步探寻“五四”运动的精神，深刻理解“五四”运动历史贡献，努力在新的形势下，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与改革同行，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共同跨越新世纪。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都...

如何理解新诗的民族传统与“五四”传统——朱光潜《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所引发的论争

1956年至1957年初,国内诗歌理论界就新诗的民族传统问题,即新诗与旧诗的关系问题,开展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大讨论。新诗民族化问题必然涉及对"五四"传统的再认识和重估问题,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诗学思想交锋,参与讨论者都是对新诗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和理论家,而朱光潜在此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一文,无疑是这场讨论的关键环节,围绕朱光潜提出的新诗与旧诗传统"、五四"传统以及外国诗等问题,郭沫若、游国恩、臧克家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通过还原与梳理此次论争的现场,审视半个世纪前我们对新诗"五四"传统的认识,相信对百年后的今天思考新诗与"五四"精神的关系将会有所裨益。

离开个性自由无以规定“五四”传统

1、作为一个文化启蒙运动，“五四”是不幸的：它来不及展开自己的丰富性，来不及走向民众就夭折了。 它的夭折几乎是注定了的。且不淡当时贫脊的国民文化土壤，那汪洋大海般的自然经济，“只赶走了一个皇帝”的专制政治和几千年修补、完善的宗法伦理，足以抵挡住任何异端文化的轰炸而使它的对于屈服。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反传统的反思——以徐复观为例

现代新儒家中的主要人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都进行过多角度的反思,其中以徐复观的反思最具代表性。他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反对颠倒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拒绝形而上的穷究,强调传统与现代并不矛盾,力主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疏释;主张不应有中西之争,反对全盘西化,重视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考索;客观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知识分子对传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命题。

试论“五四”传统的现代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对"五四"精神向来就有不同的阐释和评价。胡适喜欢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来形容"五四";殷海光则用"启蒙运动"一词来表达"五四";中国共产党人更强调的是"五四"的革命性。这些不同的阐释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现在,我们也应该从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出发去理解"五四",接过"五四"的大旗,用理性和科学充实我们的头脑,创建中国型的民主。

“五四”校园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中的境遇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历史的新帷幕。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在文化方面更是成绩斐然。文学社团的不断涌现,文学期刊的争奇斗艳,文学大家的各领风骚,都在文学活动广阔的天地中劈开了新的道路。在这些文学活动中校园文学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胡风理论的“五四”传统

胡风作为"精神界之战士",其思想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五四"启蒙传统,二是现实抗战的具体环境(文学创作方面)。也可以说,胡风在对抗现实的混乱的文学现象中,坚持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传统,这个传统包括思想启蒙要求和艺术形式的维护(这点可以看作与现实的结合)。胡风只是在坚持与应用"五四"传统时与鲁迅相遇,并没有鲁迅个体性的复杂的人生哲学思考,仅仅是寻求在启蒙基础上的历史支撑。但这并不妨碍胡风成为一位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五四”传统与自主意识

“五四”传统就是高扬“自主意识”,积极地面对社会生活、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离开社会和时代的“个人自由”。“自主意识”包括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的自主意识和民族的自主意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高扬人的自主意识和民族的自主意识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基于“代际”视角谈海外华人学者对“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从“五四”传统说开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外思潮在学术界风声涌起,"五四"的历史定位及其现代性等相关问题再次成为华人学者讨论的焦点,在诸如夏氏兄弟、李欧梵、王德威等几代海外学人的共同影响之下,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显然增添了更多域外文化的参考因素。总体来看,无论是基于思想理论层面所谓"抒情传统"、"被压抑的现代性",抑或是实践方法上"同情之批评"、"创造性转化"等等,海外华人学者虽着眼于"五四",但其脉络似乎更强调了"传统"作为精神源泉的"向心力"特征。这种在"远传统"与"近传统"之间来回穿梭的"边缘性话语",恰恰反映了他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与代际观念下矛盾的个体知识建构与心理文化特征。从资源、身份、师承关系等方面比较这几代学者之间的思想差异,重点探讨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之中贯穿的一个核心理念,即对"五四"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与重建问题,以便更好地把握现代文学海外研究的脉络和走向。

发扬“五四”传统 加强民主建设

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传统,必须切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是十分重视民主建设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以提高执政能力,更是刻不容缓。

在解构中沉潜:上海沦陷区小说的“五四”底色——兼议抗战时期文学民族化

一般认为,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的严酷统治武力切断了新文学传统;狭窄言路下上海文学的异常繁荣被认为是畸形的、偶然的;异族统治下文学民族化的追求也被视为不可能。然而,异族高压、民族情绪、市民文化等多种话语力量的交错博弈形成了沦陷时期上海的异质文学空间,推动了理论与创作上极有文学史价值的"五四"重审。上海沦陷区小说一方面对"五四"经典主题、情节、人物进行着反讽叙事;另一方面也在题材选择和文学接受的调整中,继承发展了"五四"的精神实质。这一解构与沉潜并进的过程,促进了"五四"先锋质素的落地生根,展示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另类经验。

余光中的“散文革命”及其对“五四”的抗争论述

台湾当代散文变革,以余光中1963年的《剪掉散文的辫子》开风气之先。余氏变革之重大意义主要不在所论弹性、密度、质料等相关形式技巧方面的探索,而在其美学革新取向中凸显的现代性精神。余光中"散文革命"的倡议,以对中国现代/"五四"文学传统的"抗争"论述,强化了台湾散文现代性经验的独特价值。

70-80年代文化转型和“五四”的重构

20世纪80年代往往被看作是'第二个五四时代',但两者如何勾连在一起的具体历史过程却很少得到讨论。本文尝试从'五四'接受史的角度,讨论有关'五四'的叙述在1970—1980年代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意识形态内涵。论文首先剖析了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章如何在'反封建'这一主题上将'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而将'新时期'的展开视为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承继;接着描述了这次纪念活动中关于五四运动历史的描述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知识分子作为五四运动主体这一关键叙述是怎样形成的;最后讨论'新时期'知识群体在建构其主体想像时,'五四'知识分子如何成为其理想镜像。

古典与现代:莫言对中国文学的传承

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型作家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莫言在中国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滋养之下,选择和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审美人生哲学的艺术精神,寻找传统文化中的美学因素,凭借他个人天才般的想象力和敏感的感悟力,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活力因素和民间文学的精髓,将西方叙事的精髓和中国叙事技巧融会在字里行间,用以书写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构建了风格独特的文学世界。

巴金逝世与“五四”的终结——关于“五四”与巴金的对谈

巴金逝世曾经被宣布为“五四”传统的“终结”，这样的思维逻辑恰恰表现出了我们与“五四”传统的深刻的隔膜。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今天，重新检讨巴金这样的“五四”老人的文学价值，恰恰是我们重新认识“五四”传统的最好的方式。

“‘五四’精神的反思与超越”笔谈（上） 从启蒙到新启蒙

1989年4月20日，本刊与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湖北大学联合召集了“‘五四’精神的反思与超越”学术恳谈会，与会的十多位中青年学者就“五四”精神的重新界定、“五四”评价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五四”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里刊载的是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