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宪法”对国家监督体系的奠基

“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框架。“五四宪法”建立的国家监督体系以人大制度为基础,以行政监察和检察监督为重要方式,政协发挥着政治监督的功能。这一体系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丰富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权力运行机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这一体系存在着宪法实施不足、监督内涵缺失和党内监督弱化的问题。以“五四宪法”为参照,未来要坚持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须着力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贯通融合,国家监督体系内部的协调衔接,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完善便捷,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存疑——关于“五四宪法”历史地位的反思

当下对于"五四宪法"历史地位的定位和描述混淆不清。通过对"五四宪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文本的比较分析,研究"五四宪法"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认为"五四宪法"的制定和颁布不是制宪而是修宪,其历史地位不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而应当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论毛泽东对制定“五四宪法”的主要贡献

毛泽东在制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的过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 ,全程参与 ;二是在理论上确立了立宪的基本原则 ,为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指导思想 ;三是毛泽东的宪法思想也是“五四宪法”的思想资源。可以说 ,毛泽东既是这部宪法的“总监制人” ,又是这部宪法的总设计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普及“五四宪法”的实践与经验研究

为了增强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政权的认同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自觉积极性、强化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与法制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五四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之后就开展了宪法的普及教育,包括号召全民参与宪法草案的讨论学习、以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作为宪法普及教育的核心、利用报纸杂志开展宪法普及教育、成立专门的宪法宣传教育队伍等。这些探索为我国当前的宪法普及教育活动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宪法的普及教育,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宪法普及教育,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宪法普及教育,以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并全面推动宪法实施为根本。

“五四宪法”的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这使得"五四宪法"的制定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有了可能。"五四宪法"以人民民主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二者为纲,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相关制宪经验,是一部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五四宪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四宪法"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具体说来,这种局限性表现为立宪目标的政治意图过于明显,从而影响了宪法的稳定性。

“五四宪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动员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侧重于党的政策和策略运用,忽视了"五四宪法"的作用。其实,与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颠覆旧社会旧制度旧法统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不同,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制定与实施的"五四宪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依宪动员、依宪改造、依宪转型的历史新篇章。"五四宪法"诞生在过渡时期,是中国制宪史上的一个革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强有力的宪法保障,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而在法制框架下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五四宪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动员中起到了确立法律依据、提供制度保证、促进各阶层广泛参与的重要作用。

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对话中国宪法变迁

“五四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宪法的传统和精神,其制定过程和内容充分体现了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八二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受到“五四宪法”的深远影响。宪法理念与经济成长、社会进步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宪法的调整作用。中国的立宪和宪法实施进程是社会结构变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宪法是价值、文本、文化与实践的统一体,宪法文本体现了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应当保持稳定、连贯和融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国宪法正面临结构性挑战,必然产生新的变迁。宪法实施既是宪法变迁的动力,也是宪法变迁的表现、对象和边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宪法发展,需要在宪法实施和监督方面作出更多努力,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五四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纪念“五四宪法”颁布60周年

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上,"五四宪法"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试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角度透视、剖析"五四宪法"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关系,揭示"五四宪法"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开创性、奠基性的地位,反思"五四宪法"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缺陷和教训,探讨"五四宪法"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对“五四宪法”文本与实施的影响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制定和颁布的。"五四宪法"的命运始终与毛泽东本人密切相关。一方面,他对"五四宪法"的文本以及最初的实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他的科学立宪态度对"五四宪法"影响深远;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宪法观的固有局限及其蜕变又导致了"五四宪法"文本上的缺陷与实施中的困境,造成了它在当时的悲剧性命运。探究毛泽东对于"五四宪法"的影响,反思其成败得失,对于现时代中国的行宪与守宪,对于"宪政中国"这样一个国人期盼已久的百年夙愿的实现无疑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与“五四宪法”的起草

建国初期,党中央并没有急于制订新的宪法,而是以《共同纲领》作为宪法性文件,行使根本法的作用,但该做法在1952年10月刘少奇访问苏联后迅速转变。通过深入交流,刘少奇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一、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制订宪法。文章试从刘少奇在"五四宪法"制订中的具体工作入手,以总结他传播立宪精神、主持召开相关会议以及参加草案修改讨论、撰写草案报告等特殊的贡献。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国家治理的政治制度奠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五四宪法"在对新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制度进行宪法确认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建立之初,就在国家治理中显现出了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强化和发展制度的自我完善,以及保障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优势。因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进路就是要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和特点,使其更加成熟化、定型化。

从“五四宪法”看中国廉政建设路径的选择

“五四宪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部宪法,其为新中国的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国家现代政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廉政建设作为现代政治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五四宪法”通过对人民主权原则、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以及制宪过程的协商民主化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执政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国家的廉政建设所做的努力。因此,为了打赢腐败斗争的攻坚战,进而促进中国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廉政建设需要在吸收“五四宪法”关于廉政建设的价值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找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路径。

“五四宪法”的回顾与反思

文章回顾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分析了"五四宪法"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审视这部宪法的历史地位及其"不宣而废"的历史性命运,为当今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借鉴:正确处理执政党权威与宪法权威的关系;正确处理宪法宣传教育与培养宪法法治观念的关系;正确处理宪法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关系。

从“五四宪法”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中国先进分子在追求民主政治道路上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承载了内生于中国历史血脉的必然选择,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内涵,充分体现和保障了“站起来”后中国人民的意志,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广聚民心、凝聚共识、汇聚伟力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崭新篇章,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治国方略上做出的努力与探索,为探究百年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

“五四宪法”的历史地位与时代精神

"五四宪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基本政治和法律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6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宪法以其特殊的功能维护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共识,提供合理平衡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平台。同时,"五四宪法"所遭遇的历史命运为我们思考宪法与国家关系留下了深刻教训。回顾这段宪法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宪法对国家治理所起到的价值引导、维护共识与保障自由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宪法保障机制与程序。

“五四宪法”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

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是支配"五四宪法"的核心目标。在此目标的支配下,"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蕴含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强制色彩,它不仅具有公民权利的属性,而且要配合政治现实的需要。"五四宪法"将革命建国的目标法律化,基本权利规范相应要服从以国家建构为核心的政治过程,发挥对不同群体的价值规训与统一功能。然而,片面强调革命建国的政治目标,则使宪法实践出现畸形。当我们走出革命的国家观,国家正当性的依据就要从革命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转化成宪法成立这一法律行为。为此要倡导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功能,构建个人与国家受宪法和法律支配的新型秩序。

“五四宪法”与国家机构体系的形成与创新

"五四宪法"充分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规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本国特色的国家机构体系。"五四宪法"确立的国家机构体系的特点有: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以国家机关职权的分工和制约为基本原则,以国家主席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中枢。"八二宪法"是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与体系,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我国的国家机构体系。

最高国务会议与“五四宪法”的二元政体结构

最高国务会议是"五四宪法"中专属于国家主席的一种会议机制,最高国务会议表面上议而不决,但由于特殊的人员构成以及毛泽东在当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权威,最高国务会议反而成为超越常规国家机构、党的机构以及政治协商组织的超级国家权力机关,是一种统合一切的事实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五四宪法"中国家主席制度的枢机所在。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内在于"五四宪法"体制之中,并与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常规政体结构。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即卡里斯玛担当者,又超乎在宪法之外,通过最高国务会议超越常规国家权力机关,由此形成"五四宪法"独特的二元政体结构。"五四宪法"是韦伯意义上的法理型统治和卡里斯玛统治的结合,内在地包含着毁灭自身的因素,为日后因接班人问题导致的宪法危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