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到“我们”——对“五四文学”转向“革命文学”的深度思考

五四新文学以"个性解放"为口号,以"自我"与"自由"为目的,全面宣传其"西化"启蒙的价值理念,并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然而,启蒙却并没有使新青年获得"自我"与"自由",反倒是使他们遭遇了现实生存的巨大困境。因此,新文学作家的思想倾向性,便开始明显地发生了"左转"。因为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由于"自我"绝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地存在;故叙事主人公由"我"变成了"我们",则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是“新文学”,还是“五四文学”?——关于一段文学史的名与实

发端于《新青年》的“新文学”与“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新文学”是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精神资源与核心传统。但是近几十年来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早已确认的“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命名正在被“五四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名词取代。究竟是“新文学”,还是“五四文学”?这两个概念命名,有何不同?

现代与传统的碰撞——论师承关系对“五四文学”的参与

“五四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被各种主义或思潮所定义。现试图以师承关系作为切入点,重新阐释“五四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师承关系发展到“五四”时期,在师父身份、伦理情感、传承功用、师父学术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等层面上已然与传统师承关系有了较大改变。从师承关系出发重看“五四文学”,不仅能发现师承关系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五四”文人观念的表达和立场的选择,还能以之作为重新审视“五四”现代性评价标准的视角。从文学活动的角度看,文学社团、文学刊物、文学论争、文学创作等“五四文学”的各方面,都与师承关系有着关联。

“五四”文学观念下的古典重释重构——论茅盾与洁本《红楼梦》

茅盾拥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其早期文论批判了中国旧文学的“载道”与“游戏”观念,但对《红楼梦》评价较高。在洁本《红楼梦》中,茅盾从“写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原著中涉及“不洁”“神话”“风雅”“无关紧要”部分以及章回体小说套语进行了删削。整体上看,“删红”受到“五四”文学观念的影响,与茅盾本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胡适的“自传说”以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观念有关。综合来看,“删红”有得有失,其得在于化繁为简、引雅入俗,促进了《红楼梦》的普及与传播,其失在于对原著的误读和艺术损伤。同时,“删红”折射出了“五四”文学观念的局限性,也折射出茅盾文学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古典与现代:莫言对中国文学的传承

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型作家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莫言在中国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全方位的滋养之下,选择和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审美人生哲学的艺术精神,寻找传统文化中的美学因素,凭借他个人天才般的想象力和敏感的感悟力,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活力因素和民间文学的精髓,将西方叙事的精髓和中国叙事技巧融会在字里行间,用以书写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构建了风格独特的文学世界。

“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指归与当代底层写作

"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诉求有两种基本的价值向度:一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精神救赎,一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救赎,在具体的文学实践过程中,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始终成为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书写对象,它构成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传统文化(文学)的本质区别,也显示着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质"的内涵。"五四"新文学启扬的这种精神文化指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传统,它不断延伸、发展、深化,对于整体的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指向的当下回应或循环,它构成了两个不同世纪交合点上中国文学最为显眼也最富有意味的文学现象,但同时,也显在地呈示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家创作的精神落差与审美追求。

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主要有三种成分。其中，承续并发展章太炎学术思想并较早进入北京大学的章门弟子的文学观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内源性”成分；相对于此，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观作为两种不同因素，构成新文学发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此外，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严复（包括林纾）的思想及文学观，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五四文学中的病妇形象——以鲁迅、庐隐小说为例

五四文学中的病妇是一批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现着时代精神。鲁迅笔下女性的病和死,都被用来传达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新思潮的反思;庐隐笔下的病妇则有着鲜明的性别印记和独特的心理世界。

走向民间:从“活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五四激进文人的文学革命策略

本文立足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话语情境中,从文学革命路径入手,全方位地考察了五四激进文人的革命策略。文章指出,五四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从形式层面彰显了激进文人的民间价值取向;而“人的文学”的提出,则从内容底蕴上显示了五四激进文人的民间精神品格。

“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阐释

本文阐释了“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及其意义,认为进步与发展的观念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们极力宣传的思想及其价值基础;创造与理性精神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另一主要现代价值;平民化与人化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直接现实目标。这种论述将语言革命从传统的工具价值层面深发到思想、内容、哲学精神的层面,凸显了语言的现代性价值。

“五四”新文学源流研究述评及其反思

“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对“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却也存在一些问题。全文通过对“五四”新文学源流的评述,来反思其中出现的问题。

求异及其变异:“五四”文学的审美思维矢向

“五四”作家怀疑和批判的文化立场决定了“五四”文学审美思维的求异矢向。创作者否定性的视角、逆反的思路、“扬恶”的颠覆理念,以及审美思维结构中对立冲突的原则,直接挑战了以肯定性为主导的传统审美精神。但是,“五四”审美意识的变更尚无法彻底摆脱传统认同性思维的渗透,这不仅体现在作家对文学功利目的和伦理价值尺度的强调,也反映在他们思维过程中对主观想像力的排斥以及在人生终极命题探索时的浅尝辄止。求异性思维在突破传统过程中的超越和变异,致使“五四”新文学的审美选择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征。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构“‘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的理论范式

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空间的不断拓展和学术积累的大幅增加,“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已处于一个面临重大突破的关节点。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寻找、并确立一个恰切的命名,进而由此建构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学理化的理论范式,正是这一突破的开端和具体体现。这一点,正日益成为不少感觉敏锐的研究者的理论自觉。“‘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从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由其建构的理论范式,极大地克服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理论范式所包含的诸多悖论和矛盾,有力地消除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理论范式所隐含的殖民话语色彩。“‘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这一理论范式在获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理论范式所具有的相对客观、中性的研究立场的同时,又突出了“五四”文学革命对于中国文学变革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并通过把历史下限不断向后推移,有效地消除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理论范式在历史叙述下限上所存在的画地为牢的严重缺陷。1949年以来,研究界对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的研究,大致经过了从“中国新文学”,到“中国现代文学”,再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个阶段,现在已经到了着手建构“‘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的理论范式的时候了。当然,这项工作的现实展开,须以一种成熟、完备的“学术理性”的确立为基本前提。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晨报》附刊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主要考察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晨报》附刊———五四时期著名的一份报纸副刊———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阐明20世纪20年代特殊的文学生存空间,那就是: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文学综论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写作,是中国女性以"人"和"女人"的反叛性姿态参与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书写女性的觉醒与成长。由于性别体验和关注点的不同,她们的书写立场与男性先驱有所差异或同中有异:言说社会人生、关注下层苦难、反映军阀战争和北伐革命;以母亲名义书写自己、以爱化解人生、理性审视母爱;批判礼教罪恶和封建婚姻、关注弃妇命运;追求自由婚恋、大胆表露性爱、探求婚内主体情欲;反抗社会压抑的女同性恋准同性恋书写;"五四"爱情结局下的婚姻思考等。色彩纷呈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