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五月花号”公约》的联想——纪念国家《物业管理条例》颁布一周年

《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经公布一周年了，《条例》公布当时的景象还历历在目：欢呼雀跃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否定挑剔者有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似乎烟消云散，尘埃落定。但是作为“政治价值确认”和“精神权威树立”的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新法规颁布，必将在时间的打磨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五月花号公约》中的法治精神分析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个法律制度完备的国家未必是法治国家,只有当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权的实际运作内含着法治精神才能真实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欧洲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时代背景下,102名英国清教徒为了实现宗教自由乘坐"五月花号"在漂泊60天后来到一片荒凉的北美大陆,在上岸之前,41名男性成员签订了美国出生证明《五月花号公约》,这份简短的公约不仅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也孕育了美国民主制度背后的法治精神,探究《五月花号公约》中的法治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梁山天书与“五月花号公约”——一种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

对梁山天书与"五月花号公约"这两个政治思想史上的标本进行一种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中西传统政治思想同中有异。一方面,政治共同体能够为人类带来"合作剩余"并创造一种符合正义的秩序。因此,梁山好汉和"五月花号"开拓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创造政府权威,过渡到社会状态。另一方面,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以及建构理性主义和经验理性主义文化的差异,梁山好汉和"五月花号"开拓者对创造何种统治秩序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前者将统治权威建立在宗法身份原则上,鼓吹传统型合法性与魅力型合法性;后者将统治权威建立在社会契约制度上,提倡法理型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