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本”《红楼梦》:现代阅读传播的一个缩影

"亚东本"《红楼梦》作为胡适"新红学"的"样版本",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大量刊印,改变了现代读者阅读《红楼梦》的文本来源。"亚东本"《红楼梦》的受宠,对现代读者阅读时的知识吸收与阅读趣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读者的《红楼梦》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胡适"新红学"观点的左右。同时,现代知识阶层在阅读"亚东本"《红楼梦》后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诉诸报刊,又扩大了"新红学"的传播范围。这表明时人开始将"亚东本"《红楼梦》当作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来寻求公共政治表达,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探寻彼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亚东本"《红楼梦》与胡适"新红学"观点在现代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双向互动,导致胡适寻求学术意见的公共表达与现代读者发表个体见解相交织,最终成为《红楼梦》现代阅读传播的一个缩影。

论《红楼梦》中家具的时代特色及文化寓意

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展现了清朝中后期封建豪门的生活百态,曹雪芹对于贾府的家具装饰描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不同清式家具类型应用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其蕴含的传统文化,择其菁华为今所用。通过梳理《红楼梦》中典型家具,分析了当时贵族阶层家庭的家具的用材选择、工艺造型、功能类型等特点,揭示了清式贵族家具装饰所折射出来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涌现让清式贵族家具进入大众生活成为可能,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提出传承清式优秀的传统元素融入现代家居的几点思考。

论《红楼梦》之画骨三法

《红楼梦》中人性之真善美,令人怦然心动,人多赞之。然《红楼梦》对人性恶之批判,一样侵骨噬魂。仅以叙述者可靠与否为视角察赵姨娘、王夫人、王熙凤等三人,即可发现叙述者振奋精神,调整态度,时而真诚,时而作伪,时而故作缄默,手段不同,却同样揭了这三位女子光鲜的表皮,暴露出她们骨子里的卑劣、刻毒与凶恶。

文学革命与“亚东本”《红楼梦》之经典形象的现代建构

"亚东本"《红楼梦》是在文学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文学观念变革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诞生的,其文本形象集中体现了文学革命对《红楼梦》的诸多革新观念,是《红楼梦》彰显其现代经典形象的重要传播媒介。探讨文学革命与"亚东本"《红楼梦》间的因缘关系有助于揭示"亚东本"在《红楼梦》"经典化"历程中的现代传播意义。

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长时段批评,呈现出赞誉与批判并存的态势。赞誉者主要基于知识“兴味”与“红学史”,肯定该文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批判者不仅否定该文的“材料”使用与纠缠于“政治问题”,而且意图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新艺术性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以现代学者“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予以新的研判。可以说,《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时人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红楼梦传奇》副文本题写向度与心理机制

作为《红楼梦》改编史上第一部戏曲著作,乾嘉时期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自问世便备受瞩目,一时间声动江南,时贤俊彦序跋题词纷纭,内容丰富。考察《红楼梦传奇》嘉庆四年己未绿云红雨山房刻本的序、跋、题词等副文本情况,题写者的身份都与传奇作者仲振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书写面向视角多维,或隐括《红楼梦传奇》内容之关键情节,或推扬剧作家艺术改编之创举,或摹绘《红楼梦传奇》彼时剧场搬演之情状,不一而足。而这些副文本撰写之心理机制,“寄情”与“补恨”无疑是剧作家与观剧者心有戚戚焉的心理共鸣。以上问题之揭示,对考察《红楼梦传奇》问世之初的乾嘉剧坛创作生态不无裨益。

半个桃花源 半个囚徒院——《红楼梦》政治哲学主题的再考察

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既是一部蕴含末世意味的市井人情小说,又是一部具有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的人生哲理小说,书中所述女性追求的自由美好生活大多属于私人性质,不具公共属性或政治属性。她们关心个人情感和家族琐事之类的私人事务,展示自我创造的私人自由所能达到的可能程度,不触及个体是否享有政治权利的问题,不触及与争取人身自由、维护人格尊严、享有政治权利相关的基本制度问题。大观园是实现一半自由的乌托邦,呈现出一幅“半个桃花源、半个囚徒院”的景象。曹雪芹批判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表达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孕育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他没有提出人民主权之类的近代民主思想,但他触及男女地位平等的性别政治问题,注意到朝代兴衰轮替的历史规律问题。从政治哲学上看,《红楼梦》的主题是自由而非民主。曹雪芹的自由平等思想遥相呼应于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思想,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为未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和女性解放埋下伏笔。曹雪芹成为探索近代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的先行者,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科学评价:《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纾困之道

经历了短暂的热潮之后,当前《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总体上陷入了低谷。高考对《红楼梦》阅读教学的影响巨大,考试评价对于落实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意义重大,亟待加以规范。高考《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命题尚需很大的改进,恰当的过程性评价有助于促进《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解决《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中的现实困境,亟待国家、省市、学校和语文教师四个层面采取科学评价手段,确保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得以落实,语文课程育人功能充分发挥。

《红楼梦》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研究

翻译是两种文化间的转化和交流,是文化解码的过程,翻译中的异化或归化的选择逐渐成为文学作品翻译的核心内容。其中异化翻译有助于体现文化与语言差异,以及规避文化帝国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等问题。归化翻译则能处理好源语文本中的文化形态问题,使翻译作品易懂、自然,对于不了解文化背景的读者也不难理解。《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应从概念内涵出发,明确两种翻译策略在《红楼梦》翻译中的应用方向及策略,从而为后人更好地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奠定基础。

从“茶文化”视角对《红楼梦》中“茶”相关词条的分类和演化比较研究

从现代茶学划分为茶之品类、茶之用具、茶之用水、茶之饮用方式、茶之健康、茶之俗语、茶之风俗习惯七方面,对《红楼梦》120回中112回涉及491个“茶”字及“茶”的相关词条,进行分类,归纳,解释,研究在这本文学巨著中所呈现的中华茶文化的茶之“大俗”的广泛性、普遍性与生活性和茶之“大雅”的恢弘性、精美性与艺术性,是对红学研究提供的新视角和补充。

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译者群体研究

以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的英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时期同一文化系统下译者怎样参与、回应以致影响《红楼梦》的翻译与传播;基于译者群体在身份、国籍等方面呈现的变化,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选材、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译者群体从自己的身份出发,或出于服务语言的需要,或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抑或为了满足读者异域情调的需要,大都采取意译和创造性翻译的策略,从不同侧面再现了《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展示了时代和文化因素对该译者群体所起的整体作用,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文旅融合开发成就及启示(上)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定位于“读《红楼梦》”,是文学名著文旅融合开发的典范。其内容呈现围绕再现、传承与评价展开,包括读文本、读传承、读评价、读生活几大方面;其表现主旨包括梦幻之感、审美之情、仁善之心、哲思之理;其表现方式指向沉浸式体验,运用穿越之法、意境之美、不结之结等方式来达成。幻城剧情编创在剧情设置、礼俗常识等方面有一些可商榷改进之处。幻城的多方面成就可为文学性文旅融合开发提供借鉴启示。本文分上下两篇,此为上篇。

翻译文体的认知诠释——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为考查中心

结合《红楼梦》语料库,从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词长分布等方面对比分析杨宪益和霍克斯两种《红楼梦》译本,结果显示二者的译文均呈现明显的显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主要结合激活扩散理论和阐释学原理探讨翻译文体产生的认知原因,进而指出译者由于具有双重认知身份,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需要以文本方式补充原文隐含的逻辑关系以及缺失的文化因素,从而降低译文的阅读难度,并提升译文的阅读体验。然而,译者的这种处理方式颇为特殊,其宛如在原文和译文的夹缝中求生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译文和写作属于不同的认知过程:译文的创作必然会带有译语环境以及译者个人的鲜明特征,这就注定了翻译文体出现的必然性和独特性。

叙事学视角下《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对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翻译家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对比,探讨在叙事学框架下译者的决策过程和策略选择。研究发现,杨宪益注重外貌描写,霍克斯注重内在性格和情感表现,这反映了两位译者在叙述要素上的取舍和权衡。总体而言,叙事学理论为理解《红楼梦》翻译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对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红楼梦》对语文教育教学的若干启示

《红楼梦》中对贾宝玉的语文读写实践、林黛玉的诗歌教学、薛宝钗的戏曲文学赏析,以及“偷读”秘密、海棠诗社、试才题对额等描写,寄托着曹雪芹的教育理想和教学观念。本文试从语文教育的视角,梳理发生在大观园中的偷读乐事、读写结合、自主学习等语文故事,据此分析对语文教育教学的若干启示,即激发学习兴趣、鼓励大胆表达、教师要“杂学旁搜”、优秀教师须有扎实学识等,并就《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提出自己的看法。

《红楼梦》:人类史上融悲剧与史诗于一体的最美小说

《红楼梦》属于地久天长的地球村里的全人类。在两个半世纪红内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其现实主义的基底与因情而幻的变形相统一的特创的情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途径,更进而切实评价其为人类史上融悲剧与史诗于一体的伟大的最美小说。

论《红楼梦》的“大旨谈情”

《红楼梦》作为“大旨谈情”的集大成之作,塑造了一大批富有情怀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体现情感类型的丰富、情感交流的语境制约以及情感的变通等方面,既显示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抒情文化的继承,又有着很强的独创性,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人际交往情感的现实理解以及心灵世界可能性的想象。

三个“败家子”茶事比论——《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例举

诞生于清中叶的三部小说《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其作者李绿园、吴敬梓、曹雪芹在相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描写不同的人群,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康乾盛世下的社会腐败现象。以作者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谭绍闻、杜少卿、贾宝玉具有“败家子”的典型特征,考察主人公的茶事活动亦能体现不同的茶文化内涵。爬梳比较三位作者诗文集中的茶诗词,或多或少能暴露作者创作的斧痕,用茶文化观照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无疑为明清小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红楼梦》中“浊物”群像的功用分析

《红楼梦》塑造了一系列“浊物”。从文学功用而言,在展现曹雪芹价值取向的同时,对“浊物”群像的塑造深化了《红楼梦》中“鉴”的意味。“浊”又与“洁”形成对比,使“洁”更加美好,同时对“浊物”群像的描写也构成《红楼梦》中的社会基础。在“浊”的挤压之下,《红楼梦》的各种悲剧因此而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