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群及其人性观照的审美追求

"京派"文学的历史研究和批评认识,已经有了许多成果和辩驳,但从一些常见的批评文字和文学史著述中发现,仍然有值得研究讨论的问题和余地。首先是"京派"文人圈子和"京派"作家群的关系;其次是大多数"京派"作家,尤其是废名、沈从文、芦焚等作家体现了特别的乡土特色,但"京派"作家真正深层的价值认同是在艺术和生活审美中追求人性关怀的文学立场和人文情怀。在追求人性自由、生命美好这一整体的审美精神中,又各自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化追求和艺术特色。他们把对生活的审美情怀和生命的积极乐观,灌注在自己细密而蕴藉的作品文字里,赋予文学诸多优美和深沉的东西。而且这种共同形成的不自觉追求和人文情怀,可能融化在所有"京派"作家的生命价值和审美创造里。

“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从老舍创作的文化品格说起

老舍是“京派”文学的经典代表,是北京文化精神的守望者。北京文化不仅是老舍真切的人生记忆,而且是他热切追求的生命理想;他从对人的态度、满人的秉性及市民的宗教精神诸方面揭示了北京文化深刻而丰富的底蕴;老舍作品对北京文化的准确阐释确立了“京味”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并以此见出北京文化及其发展对老舍小说及“京味”文学的影响和制约。然而,“京派”并不等于“京味”,“京派”有着更为宽厚与深刻的文化意蕴,认识这一点对当今北京文化与文学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的自然形态

1933——1934年,现代文坛曾出现过一场“京派”与“海派”之争.被人视为京派大师的沈从文当时发表过《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对上海的一批作家表示不满,上海的某些作家也曾撰文予以反驳.海派,在苏汶看来,是一个恶意的名词,“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京派,无疑指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批居住于北京的文人了.多年以后,人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文坛的“京派”与“海派”,大多指当初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两类作家,前者秉有一份学院式的传统,强调文学创作的正统优雅,含而不露;后者具有洋场恶少式的作风,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新奇、变化、

鲁迅论“京派”“海派”

鲁迅论“京派”“海派”●高恒文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因为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起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京派”和“海派”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概念。这次论争中，鲁迅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写的《“京派”与...

“京派”:备忘与断想

“京派”老一辈作家,一方面来自《语丝》分化出来的留在北平的作家,他们于1930年5月以社刊《骆驼草》作为一个团体出现于文坛;另一方面则是《新月》分化出来的在北平的作家,如闻一多、叶公超、林徽音、梁实秋等.后者的分化早在《新月》后期已经出现.胡适等人把《新月》办成政治刊物,热心“议政”,与“新月”上述作家大异其趣.1931年5月,罗隆基在致胡适信中说: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凌淑华、沈从文等人“都没有稿来”,他们这些“旧人对《新月》内容不甚满意”.同年8月,罗隆基又致胡适信中说:徐志摩等人“主张《新月》不谈政治”(以上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由于这内部分歧,1931年1月,新月书店推出《诗刊》(季刊),由徐志摩挂帅,实是上述分歧之后,“新月”诗人重新开辟阵地,撤出《新月》的表现.徐志摩1931年11月去世后不久《新月》终刊.直到1934年春,闻一多、叶公超、林徽因、梁实秋等在北平组织“学文社”,并创办《学文》月刊;而在此前不久,胡适则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以“议政”为宗旨.至此,“新月”

论“京派”作家之于伍尔夫汉译与接受的贡献

在民国时期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汉译与接受史上,"京派"作家拥有无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他们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精神领袖伍尔夫的现代主义美学和意识流小说的仰慕,是其审美主义旨趣和推进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自觉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对伍尔夫作品的汉译作出贡献的"京派"成员主要有叶公超和卞之琳,萧乾的伍尔夫研究则具体而微地映现出现代主义文学在特定语境制约下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赵树理与“京派”文人比较谈

一、从一本书和一篇文章说起 1932年，周作人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新文学的源流，同年由人文书店将演讲稿整理出版，即《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系统地建立了他反对载道主义的文学史发展模式，标举的是明代公安、竞陵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且不谈这位京派文学健将主张的偏颇之处，他的这番论述显然是从历史的考察中为京派文学寻找源渊凭藉。

沉重的肉身与轻盈的灵魂——试论“京派”小说家的价值取向及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京派”小说家通过爱情与亲情相互纠结的叙事原则否定和拒绝了“爱情”,强调和突出了“亲情”。实质是对现代文明的有意对抗和背离及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和回归。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当的反人性和反人道主义,完全放弃了“五四”文学的主题和灵魂,造成了不良的恶果,引起了普遍的非议和批评。

读师陀的《“京派”与“海派”》

师陀的杂评《"京派"与"海派"》从"名""实"之辨的角度审视30年代京海派论争,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师陀客观记录了京海派论争的缘起、论争焦点和论争的偏颇所在;二是师陀表达了个人对于京海派论争的独到之见。师陀的《"京派"与"海派"》值得研读。

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异同

民国时期南京文学通过大学传承其文化保守主义理念,而"京派"则通过大学传播其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二者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导致了文学阵营的分化,都含有反政治文化内容,30年代主流政治文化成为民国南京文化的主潮,而北京自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则是创办刊物,发表言论,二者共同形成民国城市文学的多元面貌。

1930年代“京派”美学追求的经济前提

1930年代"京派"虽是一个松散的群体,但有大体一致的美学追求,这种美学追求和他们当时的存在境遇密切相关,经济生活状况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以教授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以学院为依托享有很高的薪金待遇,这种待遇不但在新教育体制中处于最高层,也与当时欧美的学院待遇相当;他们在1930年代北平社会中也处于"贵族阶层",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优越的经济生活是"京派"的"纯粹""超越"美学追求的前提之一。

孤独的游魂——略论鲁迅小说与“京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在文本世界中,鲁迅笔下的女性是丑的,是奴隶。而在沈从文等“京派”小说家的笔下却是美的,是女神。他们的文化想象和文化表达截然不同,前者决绝地反对传统文化,而后者顽固地捍卫传统文化。

拒绝“京派”小说的理由

“京派”小说家通过拒绝“真实”和美化“苦难”的叙事原则否定与置换了“家”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强调和突出了“道德”。实质是对现代文明的有意对抗和背离及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和回归。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当的反人道主义,完全放弃了“五四”文学的主题和灵魂。

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与鲁迅的批评

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与鲁迅的批评●周葱秀我国在３０年代，文坛发生过关于“京派”与“海派”的争论。这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论争，它涉及到文艺上一些重要问题，影响深远。但许多文学史却忽略了对这一论争的评述；有一些文学思潮史或小说流派史虽有所涉及，...

关于鲁迅论“京派”“海派”

文学史上“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应该是一个有明确始终标界点的事件。鲁迅关于“京派”“海派”的论述可以说是开掘最远、挖掘最深的权威，不过，鲁迅的论述显然不是就当时当事的评判或议论。“京派”、“海派”作为文化现象，或者说作为中国文人的两种选择境况，它绝不...

试论萧乾的小说创作与“京派”的关系

“京派”是相对于“海派”提出的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清末民初的京剧界。至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８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８期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才触发了文学界的“京派”、“海派”之争，“京派”一词也从此带上了特有的文学色彩。六十多年过去...

论“京派”开放性的多元化

“京派”一般被认为比其他文学流派更具有传统性,但事实上这种传统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传统性,而是相对的。本文将从“京派”的形成背景、人员组成、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其明显的开放性的多元化特色。

季羡林谈“京派”与“海派”

季羡林在《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17日)《一段美好的回忆》一文中说到: 当时(指本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全国的出版社只有寥寥几家,大都集中在上海。在当时的“京派”眼中,“海派”几乎是浅薄庸俗的代名词。但是,上海实际上是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十里洋场,自不乏浅陋无聊之徒;但是,文化气氛活跃生动,能及时接受新鲜事物,死气汉沉的北京(北平)是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