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亭子间”到“土窑洞”——前期延安文学生态的内在规定性

学界普遍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延安文学生态是宽松自由的,之后则高度一体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前期延安文学生态的内在规定性已经客观存在,它主要来自延安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延安知识分子政策,以及陕甘宁边区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这些因素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延安文学的发展路向与本质特征。探究前期延安文学生态的内在规定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后期延安文学体制生成与确立的内在机制。

从“亭子间作家”与“封建小市民”的关系谈起——读《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有感

精英作家因市民阶层不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却对通俗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感到失望与焦躁,于是斥责这一读者群体为"封建小市民"。"小市民"这一颇为模糊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亭子间作家"与"小市民"产生隔阂有其深层原因。"为人生"与"为生活"虽仅一字之差,但却分出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读者群的不同需求。就文化的多元格局而言,这种"对峙"并非是"僵局",反而因两者的"韧性"与"互补"显示了大都市的多样化和无穷魅力。

巴尔扎克的“亭子间”

到哪里去寻找巴尔扎克的残迹？很难。 生前，为了甩掉穷追不舍的债主，他屡屡搬迁，在“贫民区”留下的旧居太多，像点样的只剩下卡西尼街、福禄街上的六七个。其他很多没有什么保留价值的老地方都被新楼覆盖了，想找也不行了。

异质及边缘:“亭子间文人”的生存空间与身份形塑

“亭子间文人”最初由毛泽东提出,但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游移于泛化与单向化两端。“亭子间”的空间压迫映射于文人对“近端秩序”与“远端秩序”的感知,前者使其在与棚户区底层工人、上海普通市民的相处中呈现异质性面貌,因此距“大众文艺”亦远,后者在纵向形态上通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学场中心的比照中显映“亭子间文人”的边缘性窘境。与此同时,“亭子间”的飞地特质,使得青年文人的聚居生态进一步被塑成,并加强了左联的力量。两代“亭子间文人”沿着文学生产机制的上升途径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但“亭子间文人”中产生的分化亦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