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纳税遵从度

利用《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构建的“亲清”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及其二级、三级构成指标,基于201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样本,实证考察城市“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的城市“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特别是对规模小、盈利水平低、治理水平低、成长性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在高城市等级地区中的提升相比也更高;“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的作用主要来自“亲近”方面,且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和公共服务上。鉴于此,各城市政府应充分重视“亲清”政商关系建设,着重于“亲近”指标的优化,持续增强对企业的关心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市场化、公平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更好地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

“亲清”政商关系理论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政商关系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商交往的平等性、对立统一的辩证性、政治定位的战略性和有效治理的双重性四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亲清”政商关系理论的鲜明特色。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策略研究——基于民营企业发展视角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面对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深刻探析政商关系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构建更加完善的“亲”“清”政商机制,才能更好做到亲不逾矩,清不远疏,才能更好发挥“亲”“清”政商关系治理效能。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能抑制企业盈余操控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效抑制了应计盈余管理,但诱使企业使用更为隐蔽的真实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企业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影响“亲”“清”政商关系作用于盈余管理的效果;“亲”“清”政商关系可以通过约束政企间不正当的政治关联影响盈余管理;“亲”“清”政商关系促使企业整体盈余管理程度下降,促进盈余质量上升。

新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其在遵循“亲”“清”原则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文章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实际,在深入阐述“亲”“清”原则及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对该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情况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并提出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对策建议。

基于商会组织功能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策略研究

充分发挥商会组织的功能,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新时代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根据对商会组织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中的作用可以发现,政商关系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表征关系到商会组织工具作用发挥、商会组织理论政策演化和商会组织实践功能变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健康良性的政商关系离不开商会行业协会,新时代商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应直面历史脉络与时代课题,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目标要求下采取必要的组织、管理、文化、制度策略,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商会组织。

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别委员时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为政商双方进行交往指明了方向。当前的政商关系存在一些异化的现象,究其原因存在于法律制度、体制机制、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为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应从营造良好环境、完善制度建设、拓宽交往渠道、加强思想建设等方面着手努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有助于我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净化,有助于我国市场环境的优化,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政协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时,需要坚持因“企”制宜,提高服务水平;强化协调,共建交流平台;注重引导,有序政治参与;明确标准,创新工作机制的原则,与党委、政府及企业一起创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努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构建“亲”“清”融合新型政商关系的路径探索

良好的政商关系可以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亲”“清”融合是新型政商关系构建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边界,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奠定基础;完善法律与道德双重约束,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保障;促进政商交流,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支起沟通平台;讲好“亲”“清”文化,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良好氛围。

“亲”“清”政商关系的法治逻辑和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亲”“清”政商关系建设,其核心就是权力制衡,其前提和基础是平等,最终实现公平正义,要从法治层面完善制约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律规范体系、推进政府权力运行程序的法治实施体系、完善政府公职人员道德化制度建设、弘扬企业主体权利的程序性机制、多维问责制度体系。

“亲”“清”关系视阈下政商制度化沟通平台建设探讨——以聊城市相关实践为例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商关系的全新定位,也为新形势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及其制度化提供了全新课题。近年来,聊城市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搭建制度化沟通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工作措施,特别是就特色行业商(协)会在政商制度化沟通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总结其经验与不足,可以看出:政商制度化沟通平台建设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支撑,建立健全特色行业商(协)会是政商制度化沟通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这些都需要我们根据新时代的需求不断探索和改进。

“放管服”背景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几点思考——从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说开去

“放管服”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抓手,是全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政商关系作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一对关系,良好的政商关系,是培育健康的市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南宁市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机遇挑战,提出在“十四五”时期迈进全国营商环境第一方阵的发展目标,理顺政商关系是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绕不开的话题。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中的“亲”“清”边界研究--以辽阳市探索为例

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是地方城市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建构良性国家社会政治生态的必经选择。而其中政商关系的理顺与否更是关涉营商环境质量优劣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亲”“清”为边界的两维度政商关系,两者之间既是党风、政风、社风的真实反映,也是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官员与商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明晰好“亲”“清”边界的内涵及外延,不仅有利于促进权力与资本的科学定位、法治与规则的秩序重建、系统与环境的现代治理,更是国家社会、地方政治、发展生产力、优化竞争力的试金石。因此,课题组立足辽阳地方营商环境工作实际,总结概括当前辽阳市政商关系建构的成功经验及现实常态,进而查摆厘清可能存在的异化问题、顽疾所在,并在深入分析其背后动因基础上,以“政”“商”两维度为基础,为建构辽阳市地方有理有序、有节有度、有规有束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出兼具统战思维和政治优势的理论探索及实践先行。

反腐倡廉政策与企业税收优惠获得的公平性——对中组部18号文件政策效应的分析

以2013年10月中组部18号文的发布导致大批官员独董辞职这一现象为背景,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通过自建官员独董辞职数据库探讨官员独董对企业税收优惠获得的影响,并检验反腐倡廉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在企业履职期间,低级别的官员独董可以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效应,而高级别官员独董并无此效应。在中组部18号文发布后,"政商旋转门"得到遏制,官员独董的"税收优惠"效应逐步消退,反腐倡廉政策使市场竞争环境恢复了公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官员独董在任职期间对于税率的降低作用比民营企业更大,而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反腐倡廉政策效果越好。考虑官员独董的个人特征后发现,男性、高学历、有法律从业背景的官员独董在任职期间有助于降低企业税率,但禁令发布之后,这类独董对税率的降低作用迅速消退。

以“亲”“清”为统领畅通和完善政商沟通渠道研究

各地针对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做了大量实践创新。但是,由于当前政商沟通机制存在缺陷,导致很多政府官员不敢不愿与民营企业家有过多的交往,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本课题组对本市民营企业进行深度调研,挖掘实践中影响政商沟通的主要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有针对性提出以“亲”“清”为统领,畅通和完善政商沟通渠道的指导原则及实现路径。

优化营商环境的意义与措施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为打造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大部署。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其中也包括各级政府深化改革、改变政府职能,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制约企业投资行为的客观条件,一个国家或地区营商环境良好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减少其面临的各类约束,相应增加商业机会。所以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是山东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助推山东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