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人之死”

从历史上看,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人之生"和"人之死"均源自同一个基础、同一个事件。这一悖谬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对"人"的解构,无疑是一个多层面协同的历史进程,它体现在世俗基础、制度安排和学理依据等不同维度。

“人之死”与死后之人——评析后现代主义“人之死”哲学话语

围绕后现代哲学关于"人之死亡"这一话语,回顾西方哲学对"理性人"的观念构建的历程,阐析后现代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人"及确立"理性人"的主体性与中心地位的批判与解构,"人的死亡"评析与反思,可以对死后之"人"进行展望。

“人之死”:一个神话诗学措辞

随着福柯的大书《词与物》的问世,"人之死"似乎已成为一个风靡当今西方世界的口号。然而,语境中的"人之死"实际上有着独属于它自身的某种深刻的含义。这里的"人"指的并非抽象的作为人类的人类,而是特指由现代认识型所形构的人;这个古怪的命题当然也不是要陈词滥调地指明某个自然意义上的存在事实,而是表征出一个神话诗学性质的心灵期许。它是一个"通灵者"基于自己对现代世界的心灵排斥而"打赌"于未来的"诗的梦想"。

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

启蒙的现代主义把上帝拉下宝座 ,提出“上帝死了” ,把人构造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后现代主义批判这种“人”的主体性 ,更进一步宣称“人之死”。人们在不停地寻找人的意义 。

论福柯的“人之死”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继萨特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曾被称颂为"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他在《词与物》这本书中宣称"人之死"和"人本主义的终结"。其思想深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是福柯通往尼采的"桥梁",而尼采的"上帝死了",则直接导致了福柯的"人之死"的提出。他认为"人"是近期的发明,是在18世纪末期才成为人文学科的中心,才诞生出来的。所以福柯所谓的"人之死",并不是具体存在的"人"的死亡,而是指那种纯粹概念的,在人文学科中作为知识对象和知识客体的"人"的死亡。"人"的出现只是偶然,"人"的死亡才是必然。

福柯的“人之死”的意义

刘介民在《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撰文指出，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和古典“理性主义”都能恰当地在世界之序中给予人一个理想位置，但它们都不能思考人。反思是现代哲学的特征，哲学在人类学的沉睡中，在尼采的思考中看到根除人类学的第一次尝试，超人的允诺首先意味着人之死。可见，福柯的人之死的真正意义，就是资产阶级所鼓吹的那个大写的人之死，

学校文化的危机与救赎

在科技日益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人性的异化和精神的危机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物欲横流、价值幻灭、理性俗化、灵魂枯萎、情感沉沦、信仰丧失、精神荒芜，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文化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教育问题。西方许多学者都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胡塞尔提出科学危机时代命运攸关的“意义问题”，韦伯提出工具理性统治和价值理性失落的问题，福科提出“人之死”问题.

当代法国哲学尼采诉求探要——以福柯为中心视域的一种解读尝试

福柯等将尼采称为"20世纪的尼采"。当代法国新尼采主义者严肃地对待尼采,通过诉求于尼采,从现象学突围,自觉地"接着尼采讲下去",因而与尼采互为"面具"与"道具"。尤其福柯借助尼采"神之死"进一步阐发"人之死",从而打开政治哲学及社会伦理思想新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