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美术传播的“人民”与“国家”意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美术传播在革命烽火之中起步,贯穿着深沉的“人民”与“国家”意识,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传播理念与“国家意识与形象塑造”的美术传播诉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党领导下的新美术传播的总体方向,即对人民传播、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传播和传播革命美术。在党领导下,以报刊和出版物为主的美术传播媒体,以及美术展览和群众美术运动等美术直接传播途径,沿着《讲话》所指的方向展开,引领和促进了革命美术的发展与普及,提供了工农兵群众所需的精神食粮,并发挥了传播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动员与鼓舞群众、塑造政党和解放区形象的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的方向、原则与路径

当前,民主与治理日益相融交织,其复合化进程使得民主治理和治理民主等诸多学理性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国对民主和治理两大主题的现实回应,二者在主体构成、价值取向和实践功能等方面具有契合性和互嵌性,为新征程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能。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必须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展开,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赋能原则,借助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样化路径展开具体的赋能过程。

人民至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人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和“谁说了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件、基本要求、工作指向和根本标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人民至上为必然要求,坚持人民地位至上、人民权利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人民满意至上,才能有效推动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工智能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中国家意识的隐性教育研究

人工智能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中国家意识的隐性教育,对于树立大学生远大理想与坚定信念有着促进作用,有效提升大学生历史责任感、社会使命感与公民荣誉感。高校应基于英语课程教学实践需求,针对英语课程国家意识培养方式滞后、隐性教育实践能力不足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结合新时期青年大学生教育培养新需求,制定科学教育实践策略,通过创新教育培养新方法、深化教育实践引领等举措,逐步完善大学英语课程育人培养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视域下大学英语教学中国家意识隐性教育高质量推进。

“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三重纠葛——重述闻一多的思想道路

中国现代作家闻一多的一生被文学史概括为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战士的思想历程,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典型。在他理想的追求和思想逻辑中,其实就是“国家”、“民族”与“人民”这三重概念的发展和纠缠:“国家”是他认知的起点,“民族”是贯穿始终的情感中心,而“人民”则是思想的升华,从中,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知识分子的曲折探索。重述这里的思想演变,对于我们洞见现代国家意识在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深刻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典范意义。

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美国得克萨斯州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叙事逻辑

爱国与爱乡的一体性使地方历史教科书承担着传承地方文化与培育国家认同的双重使命。《得克萨斯州历史》作为美国地方历史教科书的代表,在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叙事中有着典型经验。该教科书在事件的可续性中呈现出国家形象的主客镜像转变,在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中建构联邦制国家形象,在地方文化的符号联想中具象化自由主义国家形象。其叙事遵循三重逻辑:一是以合法性叙事形成国家与地方权力运行认同向度的底层逻辑;二是以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的话语互嵌达成共识的话语逻辑;三是以价值叙事形塑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路径的价值逻辑,并呈现出以培养具有美国精神的公民为共同目标,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淡化争议性历史过往,以制度性标准倒逼教科书生产价值渗透的特征。

国家的城市及其限度——从政治仪轨到人民至上

在城市发展史中,城市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城市从单一的国家权力表征逐步嬗变为资本与社会的空间结果。基于工商业的快速推动,国家对于城市的控制开始松动,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增长也把大大小小的城镇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城市体系之中。但是不受控制的、基于资本的权力同样支配了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进而损害了城市的核心价值。人民国家意味着人民主权,国家的城市与人民的城市拥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城市增长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和高标准的公共生活,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国家以妥善的形式重新进入城市,在权力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以人民性统领城市性,以人民性规范城市发展路径。

基于学生“国家意识”培育的英语教学话语创新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国家间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家意识的学生变得尤为重要。高校英语教学不仅传授语言技能,更肩负着培育学生国家意识的任务。本文分析了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传统教学话语有限、教师理念与方法滞后、学生国家意识基础薄弱以及创新话语体系构建困难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更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师资培训、完善评价体系等对策,旨在融入国家意识培育,为英语教学提供新思路。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新时代民族地区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建设路径

民族地区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开展语言文字咨政研究,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推广基地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各推广基地要紧紧围绕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树立先进的工作理念,完善科学联动的工作机制,着眼重点领域和人群,提升语言服务社会的能力,建立标志性成果展示平台,加强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并积极打造少数民族大众广泛参与的语言文化平台与品牌,以开创民族地区推广基地建设的新局面,助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国家叙事研究——基于《人民日报》报道的文本分析(1949-2021)

1949年以来,乡村教师的媒介形象在国家叙事中是如何被呈现的?这是一个值得在推进一系列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之际深入探讨的问题。通过选取1949~2021年《人民日报》关于乡村教师的报道进行LDA主题建模与案例分析,可以呈现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国家建构与国家期待。研究发现:其一,乡村教师的报道焦点从地方典型经验向国家视角转变并且数量持续上升,说明国家对乡村教师问题的重视度逐渐提升;其二,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经历了从集体化时期的“国家集体主义奉献者”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地方实用主义奋斗者”再到乡村振兴时期的“城乡公平主义实践者”的变化;其三,“又红又专”的道德话语逐渐淡化,而基于教师个体乡土情感的在地化形象建构得到强化,塑造了“扎根泥土的向日葵”的职业知识分子理想形象,其价值导向意义鲜明。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变迁折射出了乡村教育从“外生扶持”向“内生发展”模式转向,其动力机制是城乡均衡与教育公平的理念及政策。

“五四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施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五四宪法”中有着特定规范内涵,具体包括制度来源论、制度属性论、制度地位论和制度功能论。70年来的制度实践,尽管在文本规范上和具体实施中有所变动,但人民主权原则、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本质内涵从未变迁。新时代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凸显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理论方位,具体体现于制度方位、民主方位、法治方位和治理方位。在确定和厘清上述理论方位的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将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好的发展方略。

粤港澳大湾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基于课程思政的视角

国际外围环境变幻莫测、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架构及战略定位、外语习得的独特性及外语教育的政治性,决定国家意识是大湾区外语人才培育重心,可为国家安全提供战略保障,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人才支撑,更为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提供基础。通过阐释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内涵及核心构建,论证“外语课程思政”与国家意识在本质内涵、价值取向、培育方式、实践内容和发展构建上存在高度耦合,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课程思政是形,国家意识则为魂。培育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需以课程思政为载体,通过课程思政的话语实践进行内化与习得。当前大湾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面临“国际化”与“本土化”导向失衡,外语教育的人文价值无法充分体现、国家意识未进入外语教育规划顶层设计、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实施尚未达到理想状态等困境。基于课程思政的视角,从顶层设计、教师发展、教学实践、教学资源四个维度提出大湾区外语人才的国家意识培育路径:以课程思政为载体,将国家意识纳入外语人才培养方案;树立外语教师国家意识理念,搭建外语思政虚拟教研室;以增补融合方式重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实施,凸显国家意识培育;开发彰显中国特色和区域文化精髓系列教材,构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

民族院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类课程的建设与实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新时代应坚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如磐初心,聚焦课程建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性作用,贯彻“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深刻内涵。文章结合民族院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类课程建设的学理阐释、现实价值、总体设计与实践探索,提出须加强系列课程创新的“顶层设计”,增进课程体系的民族共同性和融合性,并围绕目标达成、教学内容、思政育人、组织实施、多元评价等方面展开路径分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类课程的建设与实践实现价值引领、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三位一体”目标提供积极策略。

高校青年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高校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加强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迫在眉睫。高校在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上,应积极拓展教学新路径,多渠道提升大学生的安全意识,为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共同体视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逻辑:基于“大一统”国家形态演进的分析

“大一统”作为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既是“多元一体”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大一统”国家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大一统”政治共同体不仅有“正统”的思想基础,也有一套完整、高效、稳定的权力运行体制,促进了政治国家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凝聚。“大一统”文化共同体推动了文化-国家的民族凝聚、民族融合和政治认同,其“义利相兼”的义利观为经济共同体的开放共赢提供支持。经济共同体东西和南北市场的融合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推动了对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建构逻辑与中国“大一统”国家建构逻辑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现代化是对“大一统”国家形态的继承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融入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构建民族工作大格局和大统一战线工作格局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培养研究生国家意识的有效性研究——以《理解当代中国:高级汉英笔译》课程为例

国家意识培养是外语课程价值塑造的核心,《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正是体现国家意识元素的关键载体,其能否有效提升学生的国家意识亟待进一步探索。本研究基于国家意识的四维框架,通过访谈和学生日志分析,探究高级汉英笔译课程对研究生国家意识培养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通过该课程的学习,研究生在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责任和国家期待四个维度上都有提升。本研结果可为高校开展国家意识培养提供有益参考。

法治视域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协同培育

大学生国家安全协同培育是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形势的价值诉求、是国家安全教育应然渠道和教育效果提升与持久发展的内在要求。针对当前国家安全协同资源零散、教育形式单一、教育考评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高校应强化国家安全责任意识,构建法治视域下国家安全协同培育组织制度体系;着眼国家安全知识的体系性、动态性,构建国家安全协同培育的知识图谱;注重实效,实现国家安全协同培育形式的多样化;强调知行合一,构建多元化、科学化国家安全协同培育评价体系;加大支持力度,实现国家安全协同培育保障的制度化。

人文主义视野下徐志摩非抒情散文的现代国家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的路径

信息化以来,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对推动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的培育工作、国家安全工作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从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的逻辑联系出发,分析现阶段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的路径,包括完善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的体系设计、聚焦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的重点方面、拓宽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培育的渠道、激发大学生维护网络安全的行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