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人臣无外交”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鸦片战争前后,"人臣无外交"思想,既是清廷办理夷务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是婉拒与外国接触的一个堂皇理由。但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不仅钦差大臣耆英等人直接面见"英夷",怡亲王载垣、恭亲王奕等也被迫直接参与对外议和。其后,清廷向外国派遣常驻公使、同治帝接见外国公使,这标志着清廷"人臣无外交"旧制的彻底消亡。"人臣无外交"的思想体制,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物,与近现代的国家外交格格不入。从"人臣无外交"到"人臣办外交",再到"亲王外交",其中既有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屈辱与无奈,又是中外依约而行的国际外交惯例,同时也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封闭到近代开放的进步。"人臣无外交"的思想体制,嬗变为近代的国家外交,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明代朝鲜同女真人的交往——基于朝鲜通过“边疆地带”开展交往的视角

明代朝鲜同女真人之间有着长期且频繁的交往,其中咸吉道、平安道等朝鲜边疆地带凭借其地缘优势,成为串联起双方交往的纽带,同时也是朝鲜方面对女真人开展交往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朝鲜通过“边疆地带”开展同女真人的交往,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政治意图既可以使朝鲜在对明朝的外交以及同女真人的“私交”上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向女真人彰显其“小中华”的光辉形象。朝鲜与女真人交往的实质是明帝国的外藩属国与帝国的边疆部落之间发生的交往,其违背了“人臣无外交”这一古代东亚世界的政治法则,而明朝也适时且有节制地进行了干预和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