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不可质疑者——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否定性讨论

1 "以事实为依据"原则的权威是建立在缺乏理性分析的信念之上。2 "案件事实"在司法领域和诉讼领域过程中是已经虚无化的存在。3 司法实践中实行的是"以证据为根据"的原则,但是,证据同"事实"本体有原则的区别。4 "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是阻碍中国证据规则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以事实为根据”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原则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外 ,对客观真实的无限夸大追求也是此原则的最大弊端。“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重新定位及正确释义应以程序公正为出发点 ,力求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实际上 ,司法公正的崇高价值在于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最大程度的吻合。为此 ,需设计相应的制度及运行机制。

诉讼现代化:从“以事实为根据”原则转向“证据裁判”原则

在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中,"以事实为根据"原则因其固有的封闭性特征而成为我国诉讼现代化的障碍。要解决应当以什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问题,我们只能求助于在"客观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案件事实"之间真正能发挥"根据"作用的某种介质———证据。"证据裁判"原则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其本身的开放性特征也正符合我国诉讼现代化的需要。因此,我们应当放弃"以事实为根据"原则,转而采取"证据裁判"原则,以实现我国的诉讼现代化。

论政治现实主义者对G.A.科恩事实与原则关系论述的批评

政治哲学中规范原则与政治事实之间关系的争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方法论争论。围绕这一问题,G.A.科恩和政治现实主义者持有相互对立的立场。科恩认为,终极规范原则应当是钝于事实的,而政治现实主义者则认为,规范原则应当是高度敏于事实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科恩立场的批评主要包括三类:对终极规范原则的实践有效性的批评,对科恩终极规范原则和管理规则区分的批评,对科恩认为政治哲学不应当指导实践这一观点的批评。科恩的困难主要源自其论证上的缺陷及其对政治哲学目标的看法,但科恩提出的问题并未得到政治现实主义者很好的回答。调和的立场可能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可信的立场。

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一种事后的合法性监督制度。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比例原则引入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旨在改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方法,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实效。适当性原则审查的核心是手段与目的关联性。关联性是指手段能够正向推进目的得以实现的单向关系。必要性原则审查的核心是手段与结果的关联性,最小损害是确定关联性的基本要素。均衡性原则审查的核心是手段与结果的合比例性,利益衡量是确定合比例性的基本方法。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中,事实审查有助于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科学性”。对因紧急状态而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可以适度降低比例原则的要求。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有效合规管理的基本原则

为有效地预防企业发生违法违规行为,避免企业遭受重大的系统性合规风险,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合规管理原则,使之成为指导企业建立有效合规管理体系的基本准则。企业无论是搭建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还是在危机发生后进行合规整改,都应遵循“风险导向原则”“相称性原则”“高层承诺原则”“权威性原则”“业务流程渗透原则”“可持续性原则”等方面的要求。这是避免纸面合规、形式化合规或无效合规的制度保障,也是企业实现有效合规管理的最低要求。

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

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需要应合特定的题旨情境,朝着既定的修辞目标预期而努力。为此,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有三项最基本的原则,是修辞主体必须要始终牢记并遵循的,这就是:“增量达标”原则、“减量达标”原则和“调控适变”原则。

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路径探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竞争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数据的缺失阻碍了市场竞争时,数据的强制开放成为摆脱数据困境的首要选择。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的可行分析中可以发现,关键设施原则契合数据开放的现实需求,且数据开放共享具有现实可行性,关键设施原则的认定要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现有竞争法规框架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具有合理性,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封锁带来的竞争损害。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增加关键设施原则认定要件的相关规定,为其适用提供规范依据;二是明确关键设施认定要件,从规则层面实现制度适用的可操作性;三是对于关键设施原则适用中的隐私保护和对价确立问题给予充分考虑,坚持个案分析原则,立足于行业发展整体目标,平衡公共利益与创新发展之间的矛盾。

矩阵式过程评价中的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以数学学科为例

矩阵式过程评价在精准诊断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养水平以及教与学的投入—产出效果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为破除“唯分数论”提供了模式上的创新,为减少不必要的无效讲授和无效作业提供了操作思路。不过,一线教师在关联单元知识和学科素养方面、在实施事实认定和价值判断方面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笔者分别从课堂观察、作业安排和考试设计三个视角讨论了事实认定的途径问题,从知识获取、能力培养和素养提升以及投入—产出效益视角讨论了过程评价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归纳了若干有效的实操方案,期待这些探索可以给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完善过程评价工作提供新的问题解决思路。

智能时代《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之必要与展开--由ChatGPT引发的思考

ChatGPT应用于创作领域所产生的各种欺诈现象和伦理风险引发了在理论上思考《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的必要性。在作品创作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实现对人工智能所使用版权数据的合理保护,并且保障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的信息真实性、伦理正当性和机器创作事实的公开性。在版权交易领域,诚信原则可以从交易客体、内容、结果和环境等方面保障交易安全,并且维护版权人、消费者和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在交易中的公平利益。在版权行使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帮助确定版权保护的合理范围,并有效规制版权欺诈和版权滥用行为。因此,我们应当像《商标法》和《专利法》那样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事实转向与理由基础

英美知识论近期出现一种所谓“事实转向”的思想趋向,它反对的主要目标是内在主义的思想。事实转向的出现曾被归结为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麦克道尔的析取论;威廉姆森的《知识及其限度》,其核心主张“知识优先”意味着诉诸事实性;丹西的只有事实才能够是行动或信念的好的理由的“实践的实在论”。不过,事实转向存在如下的问题:一是在当今科学创造的时代,突出想象的、构造性的认识方式,应当更符合时代的需要。二是威廉姆森的“只相信你所知道的”说法,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实际上在面临所知不足的状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先相信,然后进一步去寻找证据来确证。三是就认识与事实的关系而言,单有事实是不够的,事实是需要解读与把握的。四是威廉姆森的“证据等于知识(E=K)”说可能会遇到问题。

《堡垒》: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相交融的视听景观建构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而拍摄的红色电影《堡垒》于2023年12月16日在毛主席的家乡韶山首映。电影《堡垒》坚持以“红色人物”为依托进行主角形象塑造,遵循以“红色史实”为基础的事实叙事逻辑,践行以“红色信仰”为底色的诗意主题表达,在视听景观的建构上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创新性的表现手段融于一体,成功实现了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相交融的视听景观建构,它既为新时代党员重温入党初心和使命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思考,又为新主流电影在新时代如何做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工作展开了有益探索,是一部电影佳作。

课税要件事实的认定与归属论

课税要件事实认定,无疑是税法学界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却又研究薄弱的主题。税法学者和税收实务工作者,每每面临复杂疑难案件而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为了避免对税法实体问题进行处理,而将税法程序瑕疵作为遁途。依据直接证明资料认定课税要件事实,应从主体资格的鉴察、税收客体有无的判断、疑似应税事实的辨识、复合交易的解析、名实的审核、归属关系的剖分、量化问题的厘定等七个方面展开。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税法交易定性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课税要件事实归属理论,立足于类型学思维,表现出规范出发型的实践理性品性,并以模式化思维的理论图景为税收争议中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分配提供引导基准。

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原则要求和现实路径

“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是新时代持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内生动力、自觉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科学指南、不断促进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坚实保障。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要在遵循理论性与实践性、守正性与创新性、学理性与大众性、历史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原则的基础上,把握结合方向、培育结合主体、丰富结合载体、拓展结合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融通,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文化复兴助力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有效发挥乡规民约治理功能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

现代乡规民约具有行政嵌入性的内生规则,是完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重要实践形式,对于拓展村民自治、完备治理规则、推进乡风文明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有效发挥乡规民约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必须把握整体系统原则、多元参与原则、平等协商原则、法治规范原则、动态调适原则、个性多样原则和文化浸润原则。这些重要原则既体现了乡规民约治理功能发挥的目标指向,同时也是衡量评估其治理功效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