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以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

中国伊斯兰哲学中的人性论与“以儒诠经”

对人性的探讨是哲学研究中的主要论题,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们以伊斯兰教经典为据,参照宋明理学对人性研究的新观点,来阐释伊斯兰教的性命观。中国穆斯林学者把人性划分为“真性”和“禀性”,认为“真性”是人性的本质存在,人性本善,而“禀性”则是导致人为恶的根源;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身、清心、尽性”的功修之路,成为“人极”。中国穆斯林学者通过“以儒诠经”的方式,完成了伊斯兰哲学的本土化,客观上消除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两个文化体系之间的隔阂。

明清之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以儒诠经”模式

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内涵之中历史地出现了一个特殊知识群体,自然地包含有四个目的、两大手段和三种具体作为,用话语表述,该文化创造模式可以解释为:明清之际我国伊斯兰教的以儒诠经,是回儒这个文化兼通的特殊知识群体,立足中国,采用汉语,在本土社会语境中,对该宗教经义所做出的再诠释,过程中于公的目的是兴教、明道和补足百家之不足,于私的目的是立个人不朽之言,因而针对本土元素展开了批判(为先),继而有选择地加以借用和融会贯通,同时为伊斯兰教正本清源,再通过以文会友,最终收获了针对外教的释疑并取得某种认同,从而为伊斯兰教适应本土社会赢得了有利机会和条件。

“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辑录与解读

"以儒诠经"是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辑录与解读"以儒诠经"文本中伊斯兰教中国化义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眼中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儒诠经"文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应包含的内容、如何践行伊斯兰教中国化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许多见解与当今倡导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若干内容相吻合。

开拓新思路 迎接新世纪———《伊斯兰文化研究》序

开拓新思路迎接新世纪中国伊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宛耀宾在世界宗教史上，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是后来兴起的一个新宗教。它不仅具有完整的教义思想体系和文化道德传统，而且富有深厚的哲理智慧，对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伊斯兰教于七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后...

刘智和他的三“天方”书

刘智,字介廉,回族,南京人.我国清代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他出身于经学世家,自幼诵习《古兰经》,青年时期熟读儒家典籍,并广泛涉猎佛道经义与西方有关书刊.后来又专攻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深入钻研伊斯兰教教义并游学国内穆斯林地区,求师问道,交流思想,搜求遗经,增广见闻.在深厚的学养基础上,他冥思苦想,会通诸家,闭门译著,写下了很多闸扬伊斯兰教教义的著述.他的译著数量多、范围广,流传下来的主要有《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和《天方至圣实录》.“天方”是我国古代对阿拉伯半岛的通称,系伊斯兰教兴起之地.这三“天方”书,系统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教义及穆罕默德兴教的实践过程.她们既是姊妹篇,又是系列书.三部大作象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为中国伊斯兰教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前人评论说:“刘智著书三种,其中心之著,为糅诸经而总著一经,谓之经,伊斯兰大义于是乎显.”又说:“中国之伊斯兰教义,在以往千年中,从事译著者,只以刘智为云霄羽毛.”这是在大约半个世纪前,汉族学者对他的评论.这种评论,恰当地表彰了刘智及其译著在我国伊斯兰教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对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刘智译著,宏扬伊斯兰学术,促进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当是一种鼓午和借鉴.

“学问渊源自有真,春风百尺让谁人”——清代泰州文人俞楷考述

清代江苏泰州文人俞楷与著名回儒学者刘智往来密切,通过作序、推介、点订、校雠等具体活动参与了刘智多部著述的出版。通过考述俞楷的生平,特别是其宗教信仰、文化活动与创作风貌,既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位古代文士,也可以借此管窥其时中国江南文人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与独立自信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