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渊源与流变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商鞅在总结六国变法的历史实践和学者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推行的治国方针,并非秦制独然,秦始皇"焚书"又把这个传统推向极端。汉代继续了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治传统,张家山汉简《史律》更丰富了对这一传统的认识。二者的差异在于,汉朝的教育是官、私并举,儒法互通,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教育和思想的基石。

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溯源及评价

秦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制度看上去与《周礼》《管子》记载的吏师制度和布宪之法十分相似,但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前者继承了后者。本文认为它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形成的一项独有的制度和政策,秦统一天下后为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经李斯重申而施行于全天下,并流传后世,影响久远。官师一体、政教合一的制度在周代有其合理性,但秦国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政策扼杀了思想文化发展的活力,造成了严重的倒退。

论“以吏为师”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转换

通过梳理商鞅的核心观点“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与韩非子所主张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家治理方法,我们可以初步得知其蕴含的转变的底层逻辑体现了国家治理理念由成文法向君主集权制度的演变。前期的法家更集中于国家本位的变化与革新,而后期辅之以杂家的转变则主要体现了战国中后期先秦法家内部由国家本位转向君主本位的治理模式的转换。

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二是“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二者均滥觞于上古三代,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