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轼“以才学为诗”

宋代诗人喜欢"以才学为诗"。苏轼尤甚。苏轼之所以喜好"以才学为诗",自有其不便言说的独特的创伤初衷,这就是:(1)要抒胸中"忧愁不平气",(2)作家(诗人)与学者兼于一身特殊身份所使然,(3)强烈开宗立派意识所驱使。由此形成了苏轼独特的文本类型,即:(1)用典使事型,(2)多次韵型,(3)艺术鉴赏型,(4)因物寓理型。同时,苏轼在"以才学为诗"的实际操作中,自有其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审美特征:一是经史百家学问穿插互用;二是以才学寓托诗人心志和寻求精神之"适";三是凭才学拓展诗歌题材。此外,苏轼"以才学为诗"具有极其重要的创作意义。

苏轼“以才学为诗”论

如果说,对苏轼诗歌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等还是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对“以才学为诗”的评价,就近乎完全的否定了。 古人批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从《诗经》到唐诗以来的诗歌传统,背离了诗歌的“本色当行”。因为传统的方式是“咏物”、“言志”,即要诗歌要托之于象,而这种意象又要寄托诗人志趣,要反映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 今人批评苏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从内容决定形式,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等观点推衍而生的。

北宋诗风形成的禅因佛缘

中国化了的佛教经残唐、五代到北宋已达到完全成熟乃至“烂熟”时期。其重“知解”、“仰顿悟”、参“公案”、斗“机锋”的禅悦之风，对于北宋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原是对宋诗的指陈，却也道出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风格面目。宋诗工稳、精致、峭拔、富有理趣、意味隽永之总体风格，均可从如上三方面得到体现。然而，宋诗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佛禅，亦受病于佛禅，北宋禅家那种“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也使得宋诗因对语言形式的过分纠缠而自病、病人。

谈谈宋人的“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按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指严羽批评宋诗的“以文字为诗”。(《沧浪诗话·诗辨》)它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共同构成了宋人诗歌的三大时代特色。 “以文为诗”,就是以作散文的某些手法(尤其是语言文字方面的)来作诗。具体说来,宋人的“以文为诗”,其表现形态约略可概括为以下8种: 一是句式参差。它不再在一首诗中,拘守于只用西言、五言或七言等比较固定的模式,而是随着感情的变化,和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不同情况,错杂运用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直至十七言等自由伸缩、灵活机动的散文句式,而不讲划一。但又总以某一种句式为主,构成大体整齐的样子,不失“诗”本体的特征。如郑侠《谢太守惠酒》、(《宋诗钞·西塘诗钞》一诗以七言句式为主,而杂以三言。

从钱钟书评点看王安石诗歌“袭故”的得与失

王安石作诗喜"袭故",或将其"点铁成金",或将其"点金成铁"。点化前人诗句"以为己诗"的做法在王安石的诗作中并不少见。对此,钱钟书先生并不予以提倡,这从其著名的"六不选"选诗原则中便可见,不过对于王安石"点铁成金"的作品,钱钟书先生还是予以肯定的。王安石作为一代大家,文学成就极高,影响深远,他的"袭故"之作存在优劣之分。如何评价他的"袭故"之举及其作品的优劣,不仅影响我们对宋诗的认识与理解,在当下也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试论宋人的“以赋为学”

我国古代的赋论,与辞赋的产生几乎同步。早在汉代,即有司马相如提出“充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的创作方法,杨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批评标准。魏晋以降,曹丕、陆机以诗赋并举;肖统辑《文选》,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选文标准,将赋列在卷首;而刘勰著《文心雕龙》,专辟《诠赋》一章,既给赋以公允的评价,又在前人赋论基础上揭示了“赋”

苏轼和杜甫

苏轼和杜甫张浩逊从个人的气质、才性、审美趣尚等角度看，苏轼与李白有较多的相似点。但他并不独尊李白，而是李杜并崇。这一点与其同时代诗人相比是相当突出的。如欧阳修是扬李抑杜，王安石是扬杜抑李，苏辙也是扬杜抑李。时至今日，对李杜不当论优劣、李杜诗歌各有成就...

苏轼和杜甫

苏轼既尊崇李白,又称扬杜甫。他和杜甫一样,都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都有“致君尧舜”的抱负。杜甫的创作态度,杜诗中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各种艺术表现技法以及语汇意象等,都影响了苏轼的诗词创作。苏轼晚年南迁以后所作诗歌,与杜甫后期诗风颇为接近。苏轼对某些杜诗的评论,显示出他超卓的审美判断力和艺术鉴赏力。

在比较中把握宋诗特质及意义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巅峰，那么宋诗则是在唐诗基础上再造的新的辉煌。数量上，宋诗约２０万首，是唐诗的５倍。诗人约１１０００人，称得上名家辈出，诗派林立，宋诗也因此成为中国诗史上唯一能与唐诗相提并论的一代诗歌。但是唐宋诗的相提并论，更主要是因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