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西”视野下的戴学:论梁启超的戴学研究

梁启超对戴学的研究可分为《新民丛报》时期与1920年代。梁启超发现了戴学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亲缘性。他主要从戴震的哲学研究方法与道德哲学两方面来进行梳理:对于戴震的研究方法,梁启超主要强调其与西方科学精神的相通;对于其道德哲学,梁启超主要凸显它与近代功利主义的亲缘关系。这些发现导致梁启超对戴震学说的评价,从前期研究中的略带批评转变到后期的极力褒扬。转变的背后是梁启超想通过对戴学的褒扬与提倡来促进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会通。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全球化而必然走向衰落,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怀古倾向却极有可能导致文化传统的衰萎。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仍是现代性的建构和培育。应彻底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古今中外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会通中西”,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构建起先进的本土文化。

中西“会通”机制与现代文学的“半殖民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半殖民性",是一个带有政治话语色彩、掺杂文化矛盾心理、富有实际历史内涵、具备再拓展空间的话题。拓展与深化这一话题,需要甄别和探究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的负面影响及其研究张力,需要在中西"会通"机制中探索现代文学的创造性经验、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