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艺类文化遗产“传统—现代”转型的新古典结构—功能分析

文化遗产既是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经验与智慧,也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新古典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剖析文艺类文化遗产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中呈现出来的多种结构转变和功能变化。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文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式多元化,如在城市复兴、特色小镇、文旅演艺、节庆庙会等不同场景或经济社会结构中均有存在,并以原生型、关联型、碎片型等不同的“结构—功能”形式,传承和发展着文艺类文化遗产的多元化价值。

民族八省区的文旅融合发展——以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现代”转型为例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越发注重质量,利用文旅融合之力进行现代转型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从“传统—现代”转型的“四分法”来看,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名城在“传统—现代”转型中不仅处于对立或融合两个极端,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趋同、并存、联结等多种状态。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可通过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联结与强化,形成民族地区独有、东部地区难以模仿的城市竞争优势;而在当今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历史文化遗产与各类民族文化传统在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中不仅可以形成新的结构,也可以相应地产生新功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出现了新的结构转变与功能转型,并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与联结推动了资源配置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源性可持续发展。

历史视域下的社区文化建设新趋势

社会治理及其体制创新正广受关注。在构建社区共同性、利益共同性、意义共同性、秩序共同性的过程中,传统的回归与复兴不断在社区建设中激发出新的活力。对于迅速迈向现代性纵深的当代中国,"传统的发明"也越为频繁,传统的回归与复兴尤其引人关注。在历史视域中和"传统—现代"论的视角下,通过"传统—现代"、"大传统—小传统"、"大社会—小地方"关系的探讨,凸显社区文化建设中传统的重构与新构的重要意义。

《从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内容释读及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中心观笼罩下的美国中国史研究,先后兴起了三种史观或分析框架,分别是"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这三种史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美国人认识理解中国曾起到过一定帮助,但是由于其自身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以及那种天然的"种族优越感",使得这三种史观都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程度的误识。柯文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从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构想。这无疑对美国中国研究起到了纠偏作用,也对我们的近代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警示作用。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找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而全然无视西方在近代对中国的深刻影响。

从儒学大传统视角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从中国大历史进程看,社会的运行秩序及其规律性一直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先秦诸子百家以不同的思想和话语建构了“天下”景观,特别是早期儒家,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力行实现“家—国—天下”的良好秩序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儒家的初心及其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其中也折射出了儒家的深沉隐忧。事实上,“治乱盛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是原始儒家和新儒家难以破解的“历史大问”。传统中国迫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一历史宿命。在此意义上,从“大国小农”转向“天下为公”,提供了理解近现代中国一系列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一把钥匙。在此进程中,彻底改造农户经济,挣脱“大国小农”的历史宿命;改造基层社会和基层组织,根除传统社会治理的积弊沉疴;持续开放变革推进高品质发展,走向更加现代的中国。

乡土建筑技术化转向、影响及现实化实践——基于“传统-现代”关系认知中的乡村建筑技术及传承刍议

乡村建筑及其技术的现代转向,以其具体的、感性而鲜活的方式诠释着"传统"与"现代"间矛盾与冲突。作为长期乡村生存实践而累积的建筑技术传统,以其所具有的地方性、经验性认知方式及其显性的、公共性的物质方式,展现它的乡土的人文气息、生存智慧,以致沉淀为生存于此的人的集体记忆。技术化运用使得以乡土技术表现的乡村建筑迅速消亡,乡村建筑这一"活"的乡土技术文化及由此形成的集体记忆在现代技术作用下被肢解、毁坏,包含着乡土精神、乡愁慰藉的另一种人类生存智慧与传统将失去。因此,乡村建筑现代建构及技术选择应该通过乡村规划、建立乡土建筑保护和工匠培养等措施,赋予乡土建筑及技术更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并使之对接并呈现于现代乡村建筑建设中,实现科技文化多样意义上的乡土传统自信与现代智慧自觉的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