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教学背景下全面践行教师“传道”职责的探讨

“传道、授业、解惑”高度概括了教师的三个职责,三者缺一不可。文章以医用化学混合式教学为例,提出了“融入思政教育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其中“混合式教学”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授课理念,“思政教育的融入”实现了教书育人的初衷。文章详细深入探讨了混合式教学背景下如何全面践行教师的“传道”职责,包括教师应该传什么“道”、如何“传道”、“传道”和“授业”如何有机融合这些教师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促进混合式教学与课程思政建设有机融合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传是”校训引领下的高品质青年教师培养体系探索

江苏省昆山中学立足“传是”校训,基于个人内驱力、团队氛围感和学校同理心三大基石,围绕研修课程建设优化、成长导师选聘适配、志同道合团队集合、关键节点学校介入等措施促成青年教师拔节成长与角色适应,构建高品质青年教师培养体系。

吴小如述学文体与京剧批评理论的建构——以“传”为考勘

吴小如是京剧票友、评剧人士,又是文化学者、大学教师,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戏曲活动中,一个突出成就是自觉开展广泛而独到的京剧批评,建构以“传”为中心的理论谱系,具体包括批判“不传”、勉励“传人”、号召“真传”三个维度,由此打开了“传”所蕴含的丰富的张力空间。据此,他还创造了若干戏曲研究的新术语,使“旧剧”跳出新旧分立的二元逻辑,转而向内开拓“传”之路径,而剧评、伶评等文章“小道”也成为吴氏最具代表性的“述学文体”。吴小如的京剧批评及其理论化,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以降,传统戏曲现代化转型的整体思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今日戏曲传承与创新必须直面的理论遗产与历史资源。

求“史”研“传”——山西河东非遗舞蹈传承的理论思考和方法探析

山西省具有非常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尤其是山西河东的非遗舞蹈,不仅历史悠久,同时类型丰富。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地方文化内涵,使其具有极高的传承与保护价值,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万荣花鼓、稷山高台花鼓、蒲州花伞、西石花鞭等不同的非遗舞蹈形式,反映了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百姓的乡土民俗。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探索山西河东非遗舞蹈传承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为其提供充足的策略保障。因此,当地应该将求“史”和研“传”进行结合,在遵循当地非遗舞蹈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切实可行的有效策略,以便让山西河东非遗舞蹈“活”起来,得到更加科学的传承和发展。

高职院校“传感与检测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目的】“传感与检测技术”课程是高职院校机电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为了发展培养各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亟需在此类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方法】教学团队根据国家对高职人才的培养要求,基于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深入研究了在专业课程中进行职业素养、能力培养和思政教育的思路。根据职业院校专业课程的特点,归纳总结了实践思政教育的方式方法,并以专业群平台课程“传感与检测技术”为例,进行了深度改革和建设。【结果】授课班级的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的成就感显著提升。课程由原先的难度较大、学生怕上的课程变成了学生喜爱的课程,教学满意度高于其他课程,期末成绩优良率达到85%以上,学生课程讨论参与度高,毕业生在实习调查中多次提到了本课程的学习,多名同学应用课程知识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结论】本课程的建设经验可以为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经验借鉴,是对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一次有效探索。能够在提高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同时,加强学生的德育意识和德育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伤寒论》“传经”概念的演变与探讨

近现代,“日传一经”的原有概念已被多数医家摒弃,甚至不再以传经的具体时间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趋于从科学的角度探讨传经相关概念的合理性。章太炎先生否定了“日传一经”,将“传经”之“经”释为“期候”,而非“形质”;曹颖甫认为,《伤寒论》之“日传一经”的说法与《素问》一致;时逸人不但否定了“日传一经”的说法,还否定了“传经”这一概念,其将“六经病”的基本特点与西医的病理表现结合,认为临床表现中的“六经病”传变与日期并无具体的规律可言;现代学者对于“日传一经,七日复传”这种说法基本持否定态度,探讨时多从这一概念流传背后的缘由进行思辨。近现代,受科学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影响,对于“传经”方式的探讨已经不再以《黄帝内经》的文本为主,而是更加注重临床实际的发展。恽铁樵基于“六经”即“六病”的理论基础,认为探讨“传经”的顺序没有意义;陆渊雷则以“六种证候群”的观点对“传经”顺序提出质疑。李克绍在解读“传经”一词时,以“臆说”为由,将临床诠释置于文本探讨之上,重点说解“传”这一字的意义,打破了原有文本释义框架的诠释思路。由上述可知,“传”字之于“传经”的表达,在“传经”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无论是“传经”抑或是“转属”,其所对应的“经”都不再是传统释义。近代医家对“日传一经”的认识,建立在对“六经”概念的重组以及对“传经”一词的质疑基础上,现代学者又能从不同方向进行更为深层的逻辑思辨。从“日传一经”与“传经”一词的概念流变看,现代学者对于旧有概念的阐释,不同于近代医家“激流勇进”般的质疑与否定,而是在尝试解构文本的同时,赋予这些旧有概念新的意义。

从《师说》的“传道”思想看大学教师的文化使命

韩愈(公元768—公元824)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尤其《师说》中的教师思想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对韩愈《师说》中“传道”思想的文化分析,探究大学教师在我国当代社会文化转型、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信息化时代所应肩负的文化建构使命。

传者中心论到受者中心论——从《东方时空》看电视新闻受众观念的变化

在我国传播者的社会角色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转换 ,其强制化、权威化的特点逐渐减弱 ,服务特点逐渐加强 ,走的也是一个从“传者中心”到受者中心的路子 ,到九十年代后 ,大量在传播活动中的经验和教训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受众不仅仅是服务对象 ,它也是接受主体。而且 ,应该是一种传播活动能否实现的最关键的环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嘉宾一样是“传者”

曹操《短歌行》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提升电视谈话节目的品位,除选择社会关注度高、品位高,同时具有思辨性和操作性的话题外,还要邀请有较高品位的,有谈资、谈品和谈技的嘉宾。节目中,可采用内容互动、心理互动、情感互动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嘉宾情绪,灵活掌控谈话现场,使嘉宾与嘉宾之间、嘉宾与主持人之间的谈话层层递进。

论新闻宣传

（一）宣传是一种社会传播活动。“宣”即公开表达，“传”即加以传播。人们向别人公开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其行为、活动就都有了宣传的意味。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这一论述意在强讽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宣传和宣传工作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相当的普遍性。对于国家、政党和机关、单位来说，做好宣传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1961年3月6日北京《鲁迅传》座谈会记录

许广平： 大家很关心，很重视这个剧本。我听到的反应是毛病很少，很完整。前两次的草稿我看一只有技术性的小毛病。把我写得太好了，我还没有那么好。那时我是傻不那儿[啦叽]的；当然，完全照原样写，于蓝也很难演。那时当然比现在活泼一些。今天发的这份材料（按：指编辑部所搜集的北大和师大的反应）中说：“鲁迅在许多地方都气冲冲的，这不符合他的性格。”这个意见我同意。鲁迅就是对敌人说话也不都是气冲冲的，他的笔调很凶，见了人并不那样。北大同学提议把剧名改为《民族魂》，大家认为怎么样？这样“传”的意思就少一些了。

试论朝鲜的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以传字类小说为中心

朝鲜的古代小说,大多是汉文小说,而且以传字类小说为主。其原因有三:一、缘于事大主义的文化观念;二、承袭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三、接受中国传记体小说的结构模式与叙述模式。朝鲜的古代小说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从传记到小说的过渡。

三卅纪实——黄济自传

谈到自传，本来没有什么可“传”的，因为几个孩子的催促，希望把过去的琐事，写点回忆，以留给他们作为纪念：学友们也希望写点往事，以增加对我个人及旧社会的了解：于是才动笔写些尚能记忆的往事，促成了这本“自传”的问世。

“融” “承” “传”——社交媒体时代海外华文传媒的“变”与“不变”

在国际传播的媒体大家庭里，有一群独特的“老人”，它们就是超过200年历史的海外华文传媒。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些“老人”们怎样生存，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新闻业界和学术界都关心的话题，然而，相关研究至今仍旧不多。

论“传道”功能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诗意渗透

现代汉语的学科体系内容丰富、严密,体现了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理应成为汉语教学工作中最富于魅力色彩的部分;作为大学汉语教学的关键是要将繁复枯燥的语言学理论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生动,紧贴生活语言实际的范例分析,抓住语文教育的精髓,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和语言分析能力,唤起学生对自己母语文化的自豪感,将德育教育自然而充满诗意地渗透在汉语各个具体教学环节之中,进而成就大学人文教育特有的精神气质与超越情怀。

从“传”“媒”结合到“传”“媒”分离——浅析大众传播的新型传播者

随着社会结构、时代和受众的剧烈，变化，新型传播者开始出现，与“传”“媒”结合的传统传播者不同，它的根本特点是传播者从大众传媒中分离出来，成为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者。新型传播者有什么特点？它带来了什么启示？

“传道”与实相思维——关于大学古代文学教学思路的探讨

传统教育的核心在"传道",通过实相思维模式的建立,培养健全人格。该文提出的"本真情"原创思路及其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运用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发掘与拓展。

广播电视艺术传播“传—受”关系论

中国广播电视从"宣传本位"到"受众本位"的转变显示了其艺术传播地位的独立,也体现了中国广播电视艺术的本体的自觉;而"传—受"关系的确立则是基于传播文化的本性,并且构成了广播电视艺术传播过程的核心环节。进而,也正是基于"传—受"关系而建构起一个广播电视艺术传播场;它一方面能够促进并制约着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交流反馈,另一方面,更能够有效营造生动活泼的广播电视艺术传播的"审美场"。

从《申报》(1924—1941)看昆剧传习所“传”字辈的盛与衰

昆剧传习所“传”字辈,从1924年年初首次在上海徐宅以堂会形式亮相演出,同年5月正式登上上海笑舞台试演,很快就引起了票友曲界的关注,到1927年底“新乐府”时期呈现演员阵容齐整、名角众多的演出盛况,再到1931年5月底组班“仙霓社”后困难重重,逐步走向衰败,最终于1941年末在沪上东方第二书场最后一次聚集奏演名剧三天后而星散,前后18年间屡聚屡散,整个过程由盛而衰,漫长又曲折。《申报》当年并不完整的报道和所刊载的分析文章,勾画出了昆剧传习所“传”字辈最初18年的演艺行动轨迹,留下了诸多直到今天仍值得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