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是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我国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扩大,收入分配呈现失衡的局面,并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消费和生产。本文首先对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进行文献综述,继而从我国初次分配失衡和最终的分配格局失衡的特征表现两个方面来研究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利用回溯法推导出"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是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我国增长机制的转变,需从"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转变为"共享式"增长机制。

收入分配失衡与“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的牵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近年来甚至呈现出失衡的局面,进而对我国的消费和生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回溯法可推导出"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是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得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我国增长机制的转变;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将持续一段时间。

由模仿通向创新之路——低价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路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了由模仿向独立自主创新转变的内在逻辑和过程。政府干预下企业低成本竞争对于技术进步路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低价工业化发展是后进国家由模仿通向创新的必由之路。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价值的低价工业化是增长路径向最优增长路径回归的内在要求。

技术模仿、低价工业化与最优经济增长路径

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一条主线,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我国低价工业化过程中,技术模仿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文章从累积创新框架下的厂商创新竞赛模型分析技术模仿的动力机制,结合典型现实剖析技术模仿的动力机制形成的原因,最后得出技术模仿是我国低价工业化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的内在要求的结论。

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资源配置机制

一、人口大国的工业化难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工业化有许多特殊的现象。也面临一些特殊的难题。中国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全国解放时,仅城市失业人员就达400多万,相当于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到国民经济恢复的1952年,失业率(待业率)仍高达13.2%。加之在人口政策上的一度失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我国人口一直高速增长,除了1958—1961年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人口增长这一度下降之外,从1951～1973年的22年间,我国人口的年增长率都在2%以上,最高的1963年甚至超过3%。因此,从建国以来。

后工业化时期产业和人口的双重再集聚——英国区域政策变化趋势及其对广东的启示

分析20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区域政策的变化轨迹可知,人口和产业的双重再集聚是贯穿后工业化时期英国区域政策的主线;而区域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演化,就是区域政策变化的基本依据。借鉴英国区域政策调整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分析广东现行区域政策失效原因,调整广东区域政策的思路。

传统农区工业化视角中的企业家研究综述

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性质属于次生中的次生,不能单纯地用次生工业化来描述,也不能照搬一般性的次生工业化理论。传统农区面临较强的制度性约束,企业家的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土壤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而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传统农区工业化必须重视企业家的作用,把企业家这一生产要素重新纳入经济分析中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个能够鼓励生产性企业家产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农区工业化具有重要作用。

新型工业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把握好构建和谐社会和新型工业化的关系,必须站在多维视野上,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速度与工业化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工业与农业、服务产业等国民经济各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工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有机统一,新型工业化与就业增长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还必须建立和健全推进新型工业化运作的市场机制、自主创新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规划机制。

强化青海经济内生增长机制探析

青海经济增长属国家投资拉动型 ,在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对国家投资依赖较大、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持续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强化经济内生增长机制是保证青海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太平洋西岸:挑战与增长机制

现代工业文明的重心正从西大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特别是转向太平洋西岸的国家和地区。早在60年代,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就开始了经济增长。从那时起至80年代,它们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的最高纪录。在70年代,整个亚洲的经济开始加速,而世界经济则由于两次石油危机陷入萧条。中国,以它巨大的经济潜能,在70年代末期也开始了冲刺。在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普遍乏力期间,日本经济继续保持着它非同寻常的活力。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抑机制: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与政府行为选择

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这种收入差距尽管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动予以克服,但这个过程保持的时间可能非常漫长。因此,通过政府行为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几乎是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共同行为选择。本报告以此为基本结论,对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总结。并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指出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必须在农民收入的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和职能转变方面调整政府行为,真正建立以农民为本、以农民收入为本的政府业绩考核、行政问责制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抑机制,确保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准确把握和加快实现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则是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大考量。

我国经济增长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必须靠发展经济以增强国力,逐步改变在国际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GDP和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的局限性;市场机制下存在不完全经济增长现象;在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资源过度消耗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加入WTO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因此,要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争取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特色产业园区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创新研究

特色产业园区包含：特色农业园区、特色工业园区、特色物流园区、特色科技园区和楼寓园区、都市园区、生态园区、旅游园区、文化园区等各类园区(以下简称园区或产业园区)。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是加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也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城镇就业渠道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对外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行动，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和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完善资金积累机制的思考

一、现行资金积累机制的矛盾资金积累是发展中经济"起飞"的前提和关键,特别是90年代浙江经济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面临战略转变和结构转换的重要任务,对资金必然有更高需求。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积累率已经很高,从总体上看,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江苏,山东等较发达省份。90年代,在预期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80年代水平的情况下,要想使积累率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些困难很大。因此,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如何提高积累率,而是怎样完善积累机制,并通过完善积累机制来改善积累结构、提高积累效益。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中,政府是积累的主要承担者,它可以通过直接控制价格和财政手段强制压低消费,提高积累。

产业风险特征、政府行为与增长方式转变

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要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但高附加值产业由于其包含的信息类要素的数量和价值量都比较大,因而更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从而导致市场风险,因此,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好的市场环境。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促进政府只能优先选择以工业化为主的粗放式增长,而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制度又激励了公务员的寻租、设租和保租行为,从而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充分、竞争的不完全、价格的不真实,再加上社会信用的不发达,严重阻碍了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这是我国粗放式增长方式一直难以扭转的根本原因。

东莞内生经济增长路径的一般性研究

东莞的经济发展过程,抓住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机遇,以"低价工业化模式"作为经济增长机制,以外向型经济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区位地理优势和伴随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巨大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优势,迎来了从上世纪开始30年的"黄金增长期",人均GDP从1978年的553元增长至2007年46027元,以世界银行1999年的分类标准,东莞已成长为中上等收入地区。在这一收入区间内,东莞经济有着继续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转型的关键阶段。本文拟从区域内生经济增长机制改革出发,构造东莞内生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模型,找到以科技进步带动生产率提高来替代原有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新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