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体用”方法论透视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以来主流思想的理论创新,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和方法论自觉,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更加高维的体系化的理论阐释和方法论指引。本文从“党的文化领导权”“新的文化使命”“两个结合”等创新理论出发,经由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以“体用”框架分析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质属性、战略要求及内生动力。

论中国足球改革中的“体用”辩证关系

中国足球改革目前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其中包括足球整体水平下降与后备人才的匮乏。分析认为,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在过去的改革中没有厘清"足球改革"的"体用"辩证关系。结合改革实践与足球运动自身规律,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体用"关系进行辩证分析,最终才能找到走出困境的道路。

“体用之辩”——对中国城市设计学说及话语体系的讨论

学科建设离不开学说的发展,学说发展需要话语体系的建构。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追溯了中国城市设计学说的思想之源。在对中西方城市设计发展进行比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立足中国城市设计核心思想及价值观,从基本概念与理论入手,用现代话语重建当代中国城市设计话语体系;指出城市设计话语体系应遵循“体用一源”的法则,思想及理论是“体”,方法、策略及技术体系是“用”。城市设计学说不能被资本所绑架,关键在于学说应有独立的价值标准。人、自然和社会是城市设计价值观构建的三个基本维度,保持三者之间的平衡发展才能真正把握城市设计的未来。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 ,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体用”范式下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理论省思

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高校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的重要抓手。协同育人是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逻辑主线,但协同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高校课程思政教改模式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专业课程“心灵鸡汤化”“泛意识形态化”的现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价值引领和专业知识讲授两种使命关系的失调是产生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文章借助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体用”思维范式分析现存问题,提出处理教学改革中异化现象的方法论原则。

体用思想视角下高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武术套路教学探析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结合教学实践,分析高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武术套路教学模式、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把武术"体用"结合思想作为高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武术套路教学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改革武术套路教学传统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上突出技击动作练习,以期为高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学科建设提供新思路.

自然秩序与体用:《太极图说》的法哲学思想

太极是用来统一阴阳、五行观念的最高范畴,它既是自然秩序的本体,又是万物生成的逻辑。作为混沌与有序的统一体,太极既是自然本体混沌的样式,也是自然秩序的样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极图说》以"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的哲学命题证成所谓"太极"是宇宙世界的本体,并明确人在道德秩序原则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太极图说解》还将"太极"与"二气五行"归结为"体"与"用"的关系,沿着"体用一源""体立而后用行"的逻辑顺序,不难发现"太极"既是自然秩序的源头,又是"二气五行"所推衍出的万物的各自法则。世界万物既蕴含着太极之"理",也蕴含了"二气五行"之"用",是中国传统自然法的最高准则。

熊十力历史观“体用不二”原则的在场性及其澄明

在熊十力的历史观中,"在场性"可以理解为"儒学精神",他以此为根基建构了一种自称为"体用不二"的哲学原则,并将它贯彻到了自己的中国历史学研究之中。熊十力历史观中的"体"指的是一种客观的儒学精神,即中华文化和历史的本体;"用"指的是中国发展中诸多生产、文化、艺术等物质实践及其理论思考。所谓"体用不二"是指"心"(儒学精神)作为本体内在于外境(诸多物质实践),即"用"之中,而不是在"一切物外";而"用"在举手投足间则完全将"体"透显了出来,二者骨肉不离。如此,心与物彼此交融,内外无间,二者完全合为一体,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熊十力之“体用不二”的宗教观

熊十力一生所致力者在于建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因此宗教问题不是其研究的重点。不过,对于在近现代中国影响巨大的佛教和基督教,熊十力亦有很深的见地。"体用不二"是熊十力哲学的宗旨。因此,他以"体用不二"来评判各种宗教,并形成为其宗教观:其一,宗教诉诸于感情,哲学诉诸于理性。其二,宗教基于"体用二分"立教,此乃宗教之根本特征。其三,宗教与哲学一样具有"本体论",但其本体论最终会被哲学本体论所取代,即哲学将取代宗教。

学习方法之“体用”辨析

“体”与“用”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范畴，其深刻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对现代教育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针对现代应试教育的弊端，从“学”的环节出发，利用“体用”思想对学生和课程进行“体用”定位。在此基础上首次将学习方法解构为“母方法”和“子方法”，阐述二者的涵义以及与“体用”的关系，同时对学习实践提出指导性建议。最后对“体用”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应用提出思考。

熊十力“体用不二”思想的宇宙论解释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学最具开创性的代表人物，“体用不二”是其最有特色的思想。“体用不二”的宇宙论解释，既为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有中国特色的本体论学说，又为本体大用提供了哲学宇宙论前提，因而这一解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朱熹之前“体用一源”说的历史演变

"体用"范畴作为中国哲学中出现较早的哲学概念,从《论语》到《周易程氏传》,再到学术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理论中,都有涉及。而且也经历了"体""用"分说到"体用"共说,乃至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理论的提出。从历史角度分析"体用一源"的产生演变过程,有利于从整体框架上把握这一思想的发展脉络。

用辩证否定观看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体用之争”

在近现代史上,中西方文化不断地相互冲突与交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体用之争",这些"体用之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些"体用之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分析"体用之争",找出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能为我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给予理论指导。

对熊十力“体用不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反思

“体用不二”在熊十力哲学当中十分重要。也是熊十力先生对毕生所探求的“体”“用”关系问题的解释。值得肯定的是,熊十力先生的“体用不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体”“用”二元对立论。但与其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的相悖。具体来讲有以下三点:即“体”“用”概念确立之缺陷;“即用即体”的相悖;“体”“用”区分不稳定等等。

从《说文广义》看王夫之的“体用”引申

《说文广义》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的一部关于“小学”的著作。他首次将哲学概念中的“体用”引入文字训诂中,认为“以体用分四声”源于训诂学家,否认了“以体用分四声”的做法。“体用”是一种词义引申方式,以“体”及“用”,探讨词义引申轨迹,梳理词源。

“显微无间”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思潮

在今天,“显体”即“本体”的现象学方法日益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被广泛而深入地引入中国哲学思想实质的分析里。实际上,用中国哲学术语来表述,这种现象学方法也即中国哲学“显微无间”的方法。人们看到,这种“显微无间”的方法不仅贯彻于整个中国哲学思想里,一以贯之地成为我们进入中国哲学史的不二法门,而且还以不变应万变,其在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变革中同样存在,并表现得尤为突显。具体而言,它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的“用晦而明”之中,体现在中国近现代道器关系的“体用一源”之中,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资源的内源性与外源性统一之中,并且还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治国理念的德法并举之中。无疑,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可以使我们从一种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出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得以领悟,而且亦有助于我们以一种“返本开新”的方式,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解读中走出“以西释中”的理论误区。

从“体阴用阳”谈脾之阴阳

"体用"属于古代哲学范畴,"体用"运用于医学主要是与阴阳理论相结合,以体阴用阳的概念出现,体阴用阳主要用于阐述脏腑生理特点,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卷一》中用肝体阴用阳以描述肝的生理特性,历代医家对脾的论述,侧重脾阳的多,重视脾阴的较少。脾体阴用阳,此文从"体阴用阳"来谈脾之阴阳。

正道洵艰:“近代化”的反刍与今思——读《魏源与西学东渐——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追溯中国“近代性”的发生与“近代化”之艰难历程,具有反刍历史和启迪现实的双重意义。史学新著《魏源与西学东渐》,将魏源思想纳入中西方发展对比的历史坐标,诠释了中国以“西学东渐”为路径走上“近代化”、“现代化”道路的必然;同时,基于中、西双向维度上对魏源思想的透彻理解,该著以日本“近代化”历程为参照,主张超越“体用之争”,促进民族传统与外来先进文化的双向结合、双向选择。

叶燮正变观的形成

叶燮的正变观是在继承以《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正变思想的基础上,同时借鉴了钱谦益、黄宗羲等人的主变思想,并在与汪琬等崇正排变的观点的论争中提出来的。叶燮的正变观表现出主变而崇正的特点。"主变"是主艺术形式之变,强调艺术形式风格发展的独创性和多样性;"崇正"是崇尚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要求文学艺术要充分发挥其政教功能。同时它也强调温柔敦厚不受形式风格的制约,温柔敦厚为体,形式风格为用,任何艺术形式风格都是为温柔敦厚的本质服务的,这就充分肯定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存在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完善了儒家一向主和平之音而排怨愤之调的诗教传统,在理论上发展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