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集成个人健康信息之保护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由分析“健康码”集成个人健康信息保护而梳理了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个人健康信息权益遭受公权力挤压、存在数据有被泄露的风险、信息收集超出必要限度、虚置知情同意条款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偏差等问题;认为可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加强个人健康信息管理、坚守知情同意原则和最小必要原则、减少政策执行偏差等,来保护个人健康信息权益并供未来数字化治理借鉴,以推进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得失权衡、主体信任与危机感知:“健康码”常态化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技术,“健康码”的常态化使用不仅关系到技术工具的生命周期,更从社会接受的角度检验了后疫情时代数据化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以技术接受模型为参考,构建了“健康码”常态化使用意愿模型。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在形成常态化使用意愿时伴有“利益-风险”计算的心理过程,而得失权衡会随着技术效能的波动、数据归属主体的介入以及危机情境的反复而发生变化。实证结果为后疫情时代“健康码”的推广和优化、数据化社会治理方式的社会嵌入路径提供了启示。

政务“健康码”档案:概念、价值与功能实现

政务“健康码”档案是为方便疫情期间复工、复产和复学,以申报对象的健康信息为基础,结合相关数据比对后,以生成的动态“二维码”为代码的数字档案资料。本文在界定政务“健康码”档案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务“健康码”档案的记录、凭证、证据与情报等价值,并从收集、管理、互通交流和规范应用四个方面提出了政务“健康码”档案功能实现的路径。

算法辅助行政的理论澄清与法治因应——以“健康码”赋码行为为例

“健康码”机制作为算法辅助行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赋码行为法律属性不清、相关制度缺位的问题影响“健康码”机制的稳定运行。由于规制属性欠缺,赋码行为当属行政事实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也并非过程性行为,当前主张赋码行为系行政评级行为的理论存在无法界定结果申诉行为性质及无法支持救济渠道设计两项缺陷。为使“健康码”机制在法治化轨道上运作,应当认定赋码行为属于行政调查行为,将申诉行为视作相对人参与行政调查的社会合作规制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行政复核程序作为适用于算法辅助行政的独立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