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集成个人健康信息之保护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由分析“健康码”集成个人健康信息保护而梳理了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个人健康信息权益遭受公权力挤压、存在数据有被泄露的风险、信息收集超出必要限度、虚置知情同意条款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偏差等问题;认为可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加强个人健康信息管理、坚守知情同意原则和最小必要原则、减少政策执行偏差等,来保护个人健康信息权益并供未来数字化治理借鉴,以推进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社会治理机制的个人信息:公共化及其公法保护

在现代社会,个人信息存在着个体权益、商业要素与国家工具三重维度。这三重维度在实践中演变为“个人信息的商业化利用”与“基于个人信息的社会治理”两项议题。贯穿其中的核心在于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随着《民法典》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旨在避免私主体侵害的个人信息私法保护虽较为成熟,但对于防范国家不当处理个人信息的公法保障却远未形成。由于基于犯罪记录的犯罪记录制度、基于信用信息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基于健康信息的“健康码”制度的相继出现,基于个人信息的社会治理机制正式形成。个人信息的公共化成为趋势,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对此,在个体层面,需要“公共化个人信息”的再次个人化,并在《宪法》上寻得其权益来源;在国家层面,则要从“公共化个人信息”本身和经由“公共化个人信息”所构建的限制性规范两方面,来限缩国家可能的过度收集与不当使用。

健康码应用中个人信息权益受损风险与救济

健康码是政府通过数据治理的个案典范,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导致个人信息权益受损的风险。在健康码的应用中,政府依靠企业的技术进行个人信息处理,政府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企业是受托人。对于政府而言,政府依职权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违法,权利人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获得救济。对于企业而言,作为受托人原则上不对外承担责任,除非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1条和第59条明确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受托人就该处理行为应被视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并承担《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相关责任形式。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健康码”个人信息保护策略研究

"健康码"的推广是我国疫情防控的一大重要举措,为疫情防控下我国推进复工复产复学、减轻民生负担、恢复社会正常运作和居民正常出行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在提供疫情防范作用的同时,"健康码"也潜伏着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根据"健康码"的自身特点,将"健康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设计、生成、处理、管理"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各个阶段隐私泄露的风险点,将其划分为原则风险、制度风险和技术风险三类风险。针对上述风险,从强化原则、完善制度和升级技术三方面提出了"健康码"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策略。

从防疫健康码谈公民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

防疫健康码在加强疫情管理、实现精准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应当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防疫健康码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应当遵循合法原则、必要原则、目的限制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以及信息保护原则。防疫健康码在使用个人信息时存在信息泄露以及超出目的使用等风险,应主动积极地加以防范,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探析——以健康码的应用为例

随着政府将大数据技术不断应用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的风险也随之提升。社会治理不能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在政府将大数据技术引入社会治理中时,必须兼顾个人权利的保护。以新冠疫情期间健康码的应用为例,政府收集个人信息在于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权,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短暂限制,具有正当性基础。但是,健康码的应用也存在风险:个人信息收集主体过多、信息过度索取、重复索取可能导致信息泄漏;信息数据由企业存储、疫情后信息处理问题不明确可能导致信息滥用。在政府利用大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常态化的趋势下,更应重视其对个人信息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从健康码视角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这一方面给政府带来了治理难题,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思考新的治理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作为公民个人重要信息的载体在防疫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知情同意原则被漠视,最小必要原则被逾越等等。于此,笔者提出了相应建议:明确同意规则例外适用的标准、确保个人信息处理的公开透明、具体化最小必要原则等。

紧急状态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探索——以健康码的应用为契机

为应对2020年肺炎紧急状态的蔓延,全国各个城市采取了一系列采集与登记公民个人信息的防控措施,以维护城市安全、社会稳定和公民健康。而这些防控措施背后存在着信息滥用的隐忧,如何平衡紧急状态与个人信息保护,社会上存在讨论和争议。有鉴于此,该文拟以健康码的应用为契点,结合我国《民法典》中新增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分析提炼紧急状态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特征和重点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紧急状态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初步设想。

健康码采集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宪法界限

当前推行健康码意在通过采集公民个人的健康信息、身份信息、人际关系信息以及行动轨迹信息等,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出公民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风险,进而对公民进行监控和区分,达到防控和阻断新冠疫情传播的效果。健康码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有效采集和处理,作为一种数据化、科学化的疫情防控措施,能产生很好的正向效应,但也存在有效边界。我国宪法并不禁止政府、企业等主体采集处理公民的个人信息,但宪法的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平等权、人格尊严、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义务条款分别对其构成约束。只有尊重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在宪法规定的界限内采集处理公民的个人信息,健康码才能真正成为"抗疫利器"。

健康码应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健康码作为疫情时代的治理工具,其在高效完成治理工作的同时仍存在侵犯个人信息的种种风险。通过分析通用健康码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安全因素,提出针对性建议--在比例原则的指导下,完善健康码收集个人信息的法律规范,同时加强监管。意在成体系化地减轻个人信息保护的负担,并促进健康码这一作为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工具得以更高效的适用。

浅谈健康码生命周期中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近期,各地创造性运用“健康码”作为个人健康的电子凭证,为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提供强大信息支撑,但由此带来的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本文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理论,将健康码生命周期分为“创建、采集、处理、利用、管理”五个阶段,分析政府、企业、相关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各个参与主体所面临的五大困境。建议明晰政府“码上治理”边界,完善信息退出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多方发力共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筑牢信息安全保护屏障。

基于防疫要求收集个人信息的公众态度实证研究——以健康码的运用为例

作为数字化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之一,健康码的运用与传播因其独特的运行机制而面临着公民个人信息收集安全的质疑与风险。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公众关于健康码收集个人信息需求的态度和认知进行实证研究,由此总结出数字抗疫手段在公众信息收集方面可能存在的程序失范。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健康码”个人信息保护路径探究

在我国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政策下,中国已率先于其他国家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作为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的重要创新,“健康码”在帮助追踪人员流动状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在大数据加持下,健康码所涉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与保护对于常态化防控疫情和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具有同样重要作用。本文拟通过梳理“健康码”的渊源,分析健康码性质、特点,对比不同国家在抗疫过程中制定的感染者追踪系统,指出我国现阶段“健康码”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希望可以为我国数字时代政府的数字治理提供帮助。

后疫情时代“健康码”个人信息保护新探

健康码通过整合时间、空间和人员三个维度的信息,即时改变二维码的颜色从而有效地完成疫情的实时监测、重点筛查和有效预防。当前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领域重回正常运转,后疫情时代来临,防疫进入常态化。社会背景的转变意味着健康码从应急防控转入常态化应用场景,其运作及延展应用离不开对个人数据的使用,与个人权利息息相关,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导致个人信息保护步履维艰。对此,通过总结健康码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现存的发展困境,引入法律原则,就原则体系加以精修填补,界定权限范围,制定合理标准以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奠定健康码常态化应用之合法性。

健康码的常态化治理:个人信息应用的问题与原则探究

健康码是数据时代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技术创新,在紧急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其治理效能。随着社会回归常态,健康码的应用呈现出常态化与延展化趋势,这也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个人数据被使用,个人信息的权益问题势必引起关注。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涉及公权与私权的抗衡。基于此,为了进一步明确健康码在常态化治理中的个人信息法益范畴,引入比例原则的理论视角,结合数据活动的特点,提出“正当、必要、权衡”三原则,对健康码的常态化应用进行审查。

完善健康码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探究

健康码作为数字化抗疫的亮点之一,在保障公共安全、便捷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个人信息保护的漏洞。本文对于健康码存在的生成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信息处理不规范、“被动监管俘获”现象、监管机构缺失等法律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旨在促进健康码的规范使用。

论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数据利用与保护

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政府与互联网企业或通过健康认证方式收集数据,或运用“接触追踪”的大数据分析手段确定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的行踪轨迹。当下,我国疫情防控面临着数据收集处理的合法性不足、个人敏感信息的界定不明、个人信息强制收集及改变信息使用目的过程中的告知程序缺位、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权限与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不匹配等问题。观之域外欧盟GDPR在抗疫过程中对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所规定的数据最小化原则与目的限定原则,未来中国在重大公共卫生领域中应首先对数据收集处理主体的权责划分作出清晰的界定,其次对个人信息收集采“目的明确”“最小够用”标准,并在数据存储、数据对外公开方面加以严格限制,最后应建立“接触追踪”技术的算法审计与算法解释制度。

健康数据保护:健康二维码应用的法律风险及其治理

COVID-19的大规模流行破坏了世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也给每个国家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控制流行疾病和促进经济恢复,健康二维码作为一种数字技术管理手段应运而生。从实际效果来看,健康二维码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填写报告的繁琐工作,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并提高了数据收集的效率。但与此同时,健康二维码的广泛使用也可能给用户的健康数据带来安全隐患,诸如泄露、非法利用等,甚至可能影响用户旅行和工作的正当权益。因此,政府和企业必须遵循合法、透明和最低限度的原则,以消除上述风险。同时,在法律制度设计上,立法者应考虑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的实现、强化非法公开和使用健康数据的法律责任、灵活设定个人健康数据管理期限等。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仍任重道远,健康二维码引起的社会关注无疑将为加速立法和完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提供新的动力。

健康码常态化适用的风险规制

健康码治理是数字技术应用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创造性尝试。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健康码仍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但若不加改变地沿用紧急状态下的健康码规则,将面临违法违规风险。强制性的适用规则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失衡,逾越底线收集和保管健康码信息诱发个人信息保护危机,健康码自动化决策程序致使正当保护程序式微。为应对健康码适用潜藏的危机与挑战,应设定“因势而动”的“阶梯式适用”基础规则,保障公私利益动态平衡。因健康码是基于个人信息处理的自动化行政行为,对此应以依法行政的要求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为重点制定健康码常态化适用的风险规制措施。

基于法律视角下的健康码

在后疫情时代,健康码作为政府和企业合作推出的“应急码”,毋庸置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政府的精准防控,科学防疫提供了数据支撑;为人民的生命安全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线;为国家的经济复苏、经济繁荣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健康码在融入公民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同样暴露出许许多多的漏洞。健康码的地域限制、赋码规则不透明、变码后维权手段不健全等都加剧了人民的负担;朝令夕改、“一刀切”的防疫政策更是让人民苦不堪言。健康码真的能够反映公民的健康吗?其背后的法律问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