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需”“”■“耎”三字的本义与“儒家”之“儒的原初含义——兼论先秦至东汉”“儒”的涵义的演变

通过字形的分析来推求“儒”字的本义,是学者经常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从文字在具体材料中的意义去倒推本字,再结合字形及用法等综合判断,“需”字应为会意字,本义是“物遇雨湿,则软而下垂”,进而引申出“柔”“弱”等涵义;“需”字用作“须”“待”“迟疑”的意义时,本字应为“■”,从“雨”从“天”,本义为“天将要降雨”;“耎”字本义为“末梢较大”,与“需”字“柔”“软”“弱”的意义无关。“儒”“柔”“優”“擾”都有“顺”“使顺”的涵义,“儒”作为“儒者”“儒家”的本义,就是“和”“擾”“顺”“安”,它原本是周代制度中一种辅佐帝王安顺百姓的职官,充当这一职官的人也因此被称为“儒”。

《说文解字》音乐文字释例解读——“儒”字的音乐学意义

本文从儒字的构成和儒的职能演变来论述儒的由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发展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其礼乐教化功能的作用在新时期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续论

儒术与贾事相会通的经商之道、兼求仁义的儒家品行、雅好诗书的书生本色以及向儒业的努力复归,是明清小说中一些弃儒从商者"儒"之情结的浓浓体现。这种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有其深刻的现实渊源。

“诗”与“儒”——荀子论诗思想旨趣探奥

荀子以“圣人之道”重释“诗”之“志”及《风》《雅》《颂》的意旨,主张“近其人”“好其人”的学诗态度,反对“不知统类”“术谬学杂”的学诗方式,批评子思、孟轲一派“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以“隆礼义而杀诗书”为判定“雅儒”“大儒”的根本尺度。无论是为儒学学派“清理门户”,还是确立“儒”之正统,“诗”都是荀子评判的价值依据。重新检讨荀子论诗思想对儒家诗学思想传统的重要贡献,也是证立荀子儒学正统地位的一种理路。

从《潜书》“儒”类词看唐甄的儒道观

《潜书》汇集了众多的社会文化词",儒"类词便是其一。唐甄在文本中通过对"拘儒"、"鄙儒"、"浅儒"、"小儒"、"腐儒"、"懦儒"等后儒的批判,系统阐释了其修身与治天下一体、心性与事功一源、治学与为政合一的儒道文化观,充分体现了唐甄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同时,加强对《潜书》"儒"类词的系统考察,不但有助于高扬传统儒道精神,启发今人关于社会责任的思考与担当,亦将进一步拓展唐甄思想研究的领域和空间。

“儒”“道”文化与城市设计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凝藏于文化及艺术遗产中的中国传统城市设计思想,并根据现代人的生活特点、思想行为、审美要求,寻求历史传统与未来风格的和谐共存与连续性,建立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城市.

“儒”意的仿古建筑夜景照明设计解析(二)--抚州市临川龙津书院仿古建筑夜景照明设计

分析了传统风格建筑夜景照明的5种特点,提出了传统风格建筑夜景照明的4项设计要点,对临川龙津书院仿古建筑夜景照明设计进行了总结,划分此类建筑的亮度等级,注重建筑细节的照明设计,阐述了"儒"意的设计理念。

荀子对“儒”的分类

为了适应新型政治体制的变化,荀子对儒家内部展开了审视与批评,并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划分,提出大儒、雅儒、俗儒之别,还有小儒、偷儒、贱儒等之别。在荀子对"儒"的分类中,可以看到儒家在战国政治转型中的秩序安排,也可以看到儒学发展史中的荀学性格。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以“儒”为思想根基的曹植文学审美意识面面观

曹植的文学审美意识中以儒道思想为主要基础,在文学创作上的审美情趣体现为:"尚文"的文学审美倾向、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构成了曹植文学审美意识的主要特点。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对儒道释思想的武术人文考察

采用文献资料法 ,阐述了重建武术人文理想的必要性 ;从人文理想及其实现方式的角度 ,考察了儒道释思想及其交融 ;指出儒道释三教合流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互文”与“互动”:儒道关系新论

儒、佛、道三教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大课题,然而也是一项聚讼不已的课题。就目前的现状看,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就文献、方法,还是就角度、深度等方面评估,都似乎有些老态龙钟、停滞不前。为此,本刊约请了几位在“三教”关系方面素有研究的年轻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使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柳暗花明又一春”。

从士商互动到儒商形成——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地位嬗变的文化解读

绵延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秩序构成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基,其中位于四民等级之末的商人一直在大田谷作的小农经济和专制皇权的高压之间浮沉,饱受各类抑商政策与文化的压迫和歧视,境遇相当悲惨。然而在宋明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开始了真正的勃兴,抑商观念开始松动。中国社会内在的渐变是传统社会后期商业大发展和商人地位显著提升的重要内在依据,而催生这种渐变的内在文化因素有三:其一是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富民、恤商思想得到了后世思想家们的深度阐发;其二是传统儒学逐渐向"治生"、"人伦日用"这些方向转型,最终实现了近代儒学对商业的包容;其三是商人阶层自身觉醒,有了自己的文化追求,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文化。

牢固树立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儒化”的思考

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巩固中,存在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泛化"、"淡化"、"儒化"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和思潮。它们的存在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要积极地应对这些挑战,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现代儒商论

“现代儒商”是近几年来谈论比较热的一个话题。但何为儒商？现代儒商的概念应如何界定？现代儒商的风范及产生的过程、发展的趋势如何？现代儒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又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现代儒商的界定何为“儒商”？儒商的概念...

“儒化”与民族化:近代政党中国化的路径考察

儒学传统并不存在现代政党的生长基因,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现代性政党因素的正常发生。近代中国政党主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外源特质。政党文化移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政党的中国化问题。中国国民党极力提升儒家在中国国族建构中的标识意义,进行了"儒化"尝试,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则着重从中国国情的现实要求和近代政党的客观使命出发,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国族主体地位,走出了民族化的道路,开辟了政党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国共两党的发展历史证明,"儒化"并不是解决政党中国化问题的良方,只有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实践,依托民族实体,挖掘民众潜力,解决现实问题,才能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