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法院的适用——以“儿童最大利益”条款为切入点

我国法院在判决书中主动援引国际人权公约的五个案件全部涉及《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的"儿童最大利益"条款,该条款经儿童权利委员会具体化后具有了更强的司法适用性。我国法院适用这一条款的方式既有直接适用,也有间接适用,其中直接适用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逐渐被间接适用所取代。法院援引"儿童最大利益"条款不是作为判决依据,而是为司法推理提供支持或者为判决结果提供更强的确认,这种灵活性使其成为法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更乐于接受的适用方式。当然,由于我国法院对国际人权公约的适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援引公约条款的案件数量和事项范围都有待增加,适用公约条款的解释和推理技术也有待提高。

国际投资协定中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扩张趋势及中国因应

近些年来,各国在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纷纷纳入自裁性的根本安全利益条款以及通过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来扩张条款的适用,根本安全利益条款呈现出明显的扩张趋势。该条款为西方各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制度竞争提供了正当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争先适用的原则。可以认为,“国家安全”概念从传统安全扩展到非传统安全、仲裁庭实践中缺乏对自裁性认定和条款适用的统一标准导致了条款的扩张。当前,我国已经兼备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双重身份,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通过肯定东道国的自裁权,但不否认第三方的审查权;确定“善意”的条款适用原则,但将必要性的判断权交予仲裁庭;在条款中加入通知和说明的程序性义务的方式进一步完善根本安全利益条款。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功能重释与立法表达:以《学前教育法(草案)》为例

学前教育立法过程中面对转化、落实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需求,先后选取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最有利于学前儿童原则”的表述方式。作为儿童权利保护领域的重要原则,该原则在我国立法上尚未形成约定俗成的处理方式,面对的最大障碍是该原则的不同表述方式带来的不确定性。该原则脱胎于英美判例法,在产生之初高度依赖法官裁量,经由《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规范确认和阐释,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功能均得到拓展,呈现出“权利、原则、程序机制”三重面向。学前教育立法需要从转换立法视角、列举评估最佳利益要素、健全程序机制等方面落实该原则,选择具体的立法表述方式时要与不同层次的功能相适应,避免过度简化,宜采用直译的“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上的体现——兼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13条为例

《儿童权利公约》所阐明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中国本土式的表达,即我国《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征求意见稿等中的“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与《司法解释(一)》部分条款体现父母权利本位倾向不同,在父母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时,征求意见稿第13条严格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从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视角处理离婚案件中的抚养权纠纷,以否定事由的方式排除了实施家庭暴力等严重不端品行的父或母一方的直接抚养权。此外,建议增加“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行为侵害监护权、探望权”的情形,以展示司法者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特殊人文关怀。

承诺特征对小学儿童承诺履行发展的影响:利益损失和抑制控制的作用

为了探讨小学儿童承诺履行的发展及相关影响因素,实验1采用独裁者博弈范式,以128名7,9,11岁小学儿童为被试,考察在有无利益损失情境下承诺方式对小学儿童承诺履行的影响;实验2采用停止信号任务和独裁者博弈范式,以144名7,9,11岁小学儿童为被试,考察承诺自愿性对不同抑制控制水平小学儿童承诺履行的影响。结果发现:(1)9岁是小学儿童开始履行承诺的转折年龄。(2)小学儿童在有利益损失情境下更容易履行承诺;文本承诺对小学儿童承诺履行的促进效果好于口头承诺和无承诺。承诺方式对小学儿童承诺履行的作用在不同利益损失情境下存在分离,即口头承诺和无承诺的小学儿童在有利益损失情境下更容易履行承诺,而文本承诺的小学儿童在有无利益损失情境下的承诺履行差异不显著。(3)高抑制控制水平的小学儿童更倾向于履行承诺;主动承诺的小学儿童更愿意履行承诺。研究说明小学儿童承诺履行的发展存在转折年龄,并受承诺特征、利益损失和抑制控制的影响。

国际投资协定中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自裁性问题研究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根本安全利益条款是东道国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之利器。根据条约文本差异,不同性质的条款对于裁决机构的管辖权和审查范围有重要影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常设仲裁法院以及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为解释和适用不同类型的根本安全利益条款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建构和完善我国的根本安全利益条款时,应进一步丰富条款的数量,规范相关措辞,更好地平衡国家安全利益和投资者利益。

离婚自由限制之“苛刻条款”立法研究——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视角

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应当贯穿于婚姻家庭生活的始终。立法不但需要在离婚为既定事实的框架下设法维护儿童权益,而且应通过否定某些情形下的离婚自由,维护儿童基于婚姻的"延续利益",形成全程而周延的子女权益关注和维护机制。通过设置离婚自由"苛刻条款",将"倒三角形"式的家庭自然结构置换为"正三角形"式的利益判断结构,使子女从离婚后果的消极承受者角色,转变为婚姻存续与否的利益参与者,以破解过去未成年子女利益局限于"和谁生活"却无力继续"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困境。

论征收条款中的公共利益衡量

公共利益原则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的宪法原则与权利自由行使原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代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有机联系的权利结构体系。我国对公共利益原则存在适用上的误区,由此造成的征收矛盾一时难以解决。解决征收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判断公共利益。在非讼机制无法有效解决征收问题的前提下,行政公益诉讼是判断公共利益的良方。但适用行政公益诉讼机制需要通过三阶层利益衡量法对公共利益进行衡量,以此更好地对公共利益作出判断,完善诉讼机制,缓解尖锐的征收矛盾。

论代孕亲子关系法律适用的困境与出路--以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为视角

代孕关系是一种互为目的的交换关系,代孕需要伦理提供正当性的辩护和道德支撑。我国虽为禁止代孕的国家,但代孕亲子关系的法律适用困境仍难以破解,其中包括代孕儿童的人格尊严、道德地位以及成长的现实需要等问题直接导致代孕儿童被置于“商品化、无国籍和无父母”的风险之中。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已为各国在代孕亲子关系认定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框架,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不仅为国际合作凝聚共识,还可以作为对代孕儿童进行伦理关怀,以及代孕亲子关系法律适用的基本道德原则。

“三个四”工作法推进儿童福利工作提质增效

近年来,宝鸡市民政局始终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牵引,主动作为、精准施策,探索推行“三个四”工作法,有效保障广大儿童基本权益。搭建四级平台,夯实工作基础。着力建好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儿童福利工作平台,确保工作有阵地、活动有场所、服务有依托。市级层面,依托市救助管理站建成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依托市儿童福利院建成市儿童福利指导中心,开展全市儿童福利和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宣传和实施。县(区)层面,投入720余万元,建成7所实体化运行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侧重开展帮扶救助、临时监护、政策宣传等工作。

GATT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最新发展

随着近十年来的国际贸易争端的增加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1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逐渐被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援引作为实施单边措施的依据。该条款在赋予成员方在特定情形下享有采取措施维护其基本安全利益的自决权的同时又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在2019年发布的“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中,WTO专家组历史上第一次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裁判性、专家组的审查权等方面均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并不充分,当前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上仍然存在失衡的问题,在各成员方保持高度克制的同时探索多元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下需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基于儿童本位的幼小衔接现实审视与优化策略

幼小衔接,是幼儿在生命早期必须经历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这一阶段,成功的体验可以促使幼儿发挥全部潜能,提升未来处理各种事情的能力。为了让幼儿顺利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专家学者们基于已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进行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包括开发幼小之间的衔接课程、加强幼小之间的合作、引发家长参与等。然而,幼小衔接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儿童的声音很少被听到。“如果要真正达到对幼小衔接的正确全面认识,是离不开对儿童的经验和期待的深入理解的。”坚守儿童本位,倾听并尊重儿童在幼小衔接中的期望、体验和需要,让儿童和成人一起参与幼小衔接的计划、组织、实施与评估,对促进幼小顺利衔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儿童友好:幼儿园建设之宗旨

1989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儿童权利公约》。它是第一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约定。它体现了四项基本原则——无歧视原则、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尊重儿童基本权利的原则、尊重儿童观点的原则,并提出儿童四大基本权利——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内涵就是儿童友好。

儿童健全成长取向下幼小衔接教育观差异分析——基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调查

为解决错综复杂的幼小衔接问题,各主要利益相关者都应建立基于儿童健全成长取向的幼小衔接教育观。本研究利用来自武汉市17所幼儿园和13所小学由家长、教师、管理者填写的2296份调查问卷数据,对当前主要利益相关者在这一幼小衔接教育观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儿童生态发展因素上,家园之间和家校之间对幼小衔接的认识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家长认识偏低;在儿童学习品质因素上,小学家长是幼小衔接中引发儿童学习养成问题的最主要冲突力量;在师生关系因素上,幼儿园群体与小学群体之间的衔接认识分歧最显著;在儿童教育期望因素上,幼儿园与小学家长、教师、管理者6类被试群体得分均偏低,其中小学教师不合理的教育期望最高,心理焦虑程度最大;在儿童时空环境因素上,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管理者的衔接认识显著高于其他群体。为更好地促进幼小衔接,幼儿园与小学家长、教师和管理者应呵护儿童的"自成长力",建立基于相同价值取向的衔接观;应增强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教育责任感,尤其要提高弱势家长群体对儿童学习品质的认识;应明确幼小教育合作的整体设计,促进深度衔接,培养小学教师的积极教育期望。

《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条款”司法适用的反思——以消费者利益标准为视角

“网络条款”作为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增类型化条款,其司法实践中陷入适用困境的根源在于忽视了对消费者利益的独立考量。司法过程中,通过填充消费者利益标准并以之为核心对网络条款进行限缩解释既可以精细化认知模型,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又可以有效防止法律对竞争行为的过度干预,是破解适用困境的根本之道。而从证据法学向度理解网络条款的含义与适用规则,将限缩解释后的消费者利益标准转化为消费者选择自由受损要件,则对进一步优化网络条款司法适用,有效保护合理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政策执行难的利益分析——以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实施为例

在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政策执行主体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选择。从地方政府来看,维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是其政策行为的重要价值依据。从学校来看,保证优质生源、确保教学质量是其应对政策的基本立场。从家长来看,生存需要第一,教育需要第二是其考量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这些不同利益选择所造成的张力大大削弱了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不利于流动儿童就学问题的有效解决。

论“儿童利益最大化”在家事立法与司法中之贯彻与完善

“儿童利益最大化”已成为我国家事立法、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该原则在我国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对抚养费、探望权、儿童参与权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没有充分体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加上对儿童心理疏导非规范化和父母轻率离婚造成子女身心伤害等问题,导致在家事纠纷中难以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在家事纠纷中真正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我国立法应当调整抚养费的标准、赋予儿童主动交往权以弥补探望权规定的缺憾、提高儿童参与度、心理疏导规范化以及配套规定离婚冷静期和亲职教育以减少对子女的伤害,促进我国在处理婚姻家事纠纷中能够全面、准确地体现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立场。

家事诉讼与儿童利益保护

儿童利益是一种身份利益,具有显著的公益性,国家与社会必须给予特殊保护。涉及儿童的家事审判要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参与以及儿童优先保护等原则。从我国家事审判立法看,涉及儿童利益保护的规定散见于诸多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政策性文件中,这些规定尽管为家事司法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但缺憾亦非常明显,表现为没有上位法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形成体系完整、结构合理的专门制度,部分立法规范前后矛盾,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缺乏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具体程序和相关配套机制。为此,有必要在基本法和部门法层面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法律原则;保障儿童表达意见权利和诉讼参与权;从司法层面看,确认儿童的诉讼主体地位,确立涉儿童家事案件职权探知、职权调查原则,建立专业化的家事审判机构。通过上述多重举措,真正实现家事审判对儿童利益的充分保障。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利益拒绝条款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利益拒绝条款,主要用于确保投资协定不被第三国投资者通过"邮箱公司"所利用。近年来,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利益拒绝条款的做法逐渐盛行,围绕该条款的争议也成为国际投资仲裁的焦点问题之一。尽管利益拒绝条款业已包含"拥有或控制"、"无实质性商业活动"等实体要求以及"事前通知及磋商"等程序要求,但在判断标准上仍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需要进一步精确化。我国在投资协定中纳入利益拒绝条款的实践尤以2012年5月签署的《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中的条款最为全面,但同样存在解释标准模糊等适用上的困难。可考虑借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某些术语和方法,对利益拒绝条款的适用条件加以完善。

英美法“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及其启示——以离婚后子女监护为视角

英美法国家制定法均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处理离婚后子女监护的基本原则,并在司法实践中就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英美法国家离婚后子女监护"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立法及司法实践进行探讨,可以为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