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和谐发展和无缝衔接

首先，请允许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上合组织睦委会、山东省和日照市人民政府表示诚挚的感谢，非常荣幸能够在此次论坛上发言并祝此次论坛取得丰硕的结果。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重要补充和对接。"光明之路"的核心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哈萨克斯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既拥有明显的优势,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本文提出了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的中期任务是:建设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并对外互联互通;培养本国具有国际水准的物流运输调度人员;激活国家过境运输潜力。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对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启示

列宁新经济政策强调,经济落后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仅应该允许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存在,而且要有条件地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的上述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新时代新征程,既应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个没有变”和“两个健康”,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应扎实践行“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生共荣。

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路径及政策效应——基于产业生态的视角

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厘清其中机制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文章基于生产力理论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从城市层面探索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生态在发展生产力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不同种类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贡献度差距较大,供给型政策效应强于需求型,政策组合效应普遍强于单一政策;单一政策中公共数据开放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政策组合中数字基建和产业创新的政策组合促进作用较强;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生态的变化发生变化。文章的研究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

产业政策、政府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探究

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厘清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产业相关的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识别,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的驱动作用和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互补作用机制,以及政府特征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在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呈现出互补效应,其互补效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特征。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粮食生产观及其现实启示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围绕粮食生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独到见解,形成了科学的粮食生产观。粮食生产之基础地位论、粮食生产之内源动力论、粮食生产之必要保障论,构成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粮食生产观的基本内涵。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粮食生产观,对新时代中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农村耕地保护、落实节粮减损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与借鉴意义。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城乡关系思想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列宁通过研究俄国工农城乡问题,最终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了成熟的城乡关系思想,其如今依然值得我们学习。文章从城乡工农联盟、国家帮扶、城乡联系三个方面梳理概括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城乡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目前,城乡二元对立、乡村与城市战略关系和农村资源要素流失是中国开展乡村振兴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列宁城乡关系思想给予了我们一些宝贵启示,包括必须重点强调城乡协调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必须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和贯彻实施,以及必须发挥城市的带动功能促进乡村振兴。

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执政党自我革命理论探析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带领俄共(布)针对长期执政面临的问题,开展以坚定党的领导和团结统一、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党员党性修养与工作能力为主要任务的自我革命,引领苏维埃俄国社会革命,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应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执政党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启示。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中新疆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哈萨克斯坦两国(以下简称"中哈")领导人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对接,为中哈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并将助力亚欧大陆实现整体发展与振兴。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处于中哈合作最前沿,在两国关系中占据特殊重要地位。本文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对接出发,分析新疆金融的发展,以期能为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和光明之路对接提供必要的参考和支持。

基于新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财税政策作用研究

作为我国财政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财政税收发展情况会直接影响整个财政的发展。现如今,我国社会经济逐渐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市场经济环境下,财税政策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结合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发挥财税政策的作用,更好地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基于此,文章对市场经济存在的弊端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财税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提出有效对策推动财税政策与市场经济协调运行,保障我国经济平稳发展。

新国家主义视角下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比较研究——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为例

由于可观的市场潜力,东南亚的数字经济产业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然而,当前对东南亚国家数字经济的研究无法解释各国产业政策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是否具有技术先进性”和“是否遵循比较优势”两个维度可以对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进行较为妥当的分类。这一分类方式可结合产业相对成熟度的概念和新国家主义理论对特定产业政策选择背后的动因进行分析。案例比较分析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战略选择上的差异源于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根植于各国内部迥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较高的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使得新加坡得以做出探索技术前沿的选择;较高的国家自主性使得马来西亚在较低产业相对成熟度的约束下,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政策支持。较低产业相对成熟度和国家自主性限制了菲律宾的选择,无法超越现有的比较优势,难以为数字经济提供强大的产业政策支持。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多维审视——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列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反思,围绕如何理解和执行新经济政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讲话。他分别从政治属性、道路特征、方法论特征和长期性策略四个向度阐释新经济政策,提出四个核心论断。这为系统准确把握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实质提供了重要指南,同时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参照。

新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优惠政策与财税政策效应研究

在新经济背景下,随着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为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生产经营规模小、内部管理不完善、企业融资难度大、税费负担较繁重等问题。中小企业如何解决此类难题,实现高效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此,将对相关政策进行系统化梳理探索,表明优惠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所具备的优势特征,对中小企业优惠政策与财税政策效应深入分析,以期为中小企业在新经济环境下可持续发展予以根本保障。

新经济背景下企业规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路径

为了促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在充分而规范地享受相关政策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论文在深入分析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加强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学习培训、优化配套措施和健全风险防控体系3个方面,提出了企业规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路径。企业只有主动学习政策知识、提高执行能力,方能充分利用优惠政策效能,推动新经济行稳致远。

政策驱动下的新能源充电桩经济效益分析及发展策略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相应的充电设施建设也日益重要,急需对充电桩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估,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以我国新能源充电桩为研究对象,采用净现值法和内部收益率法对充电桩投资项目进行经济效益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充电桩的投资回收期长,经济效益表现一般,主要原因在于充电价格低,运营成本高。因此,建议政府在价格方面进行适度调控,例如提高充电价格、下调电价;在政策支持上,应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对充电设施投资者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同时推动相关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降低运营成本。此外,充电桩建设和运营还应实现市场化运作,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以上研究结果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为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应对“两个温差”调整新周期消费政策的思考

2023年中国进入消费全面恢复的一年,大多数消费指标超过了2019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消费经济周期,消费进入常态化阶段。但当前我们正面临“两个温差”:一是宏观经济形势“温和”,但有些人感到“偏寒”;二是全国消费“回暖”,但有些人仍感到消费“偏冷”。为此,应加大对经济形势和消费形势的科学和客观宣传,应坚持“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政策思路,将政府在疫情期间刺激经济和消费的政策回归为常态化的经济政策,从而保持我国经济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

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通过财税政策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在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基于技术—经济—治理范式,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视角出发,对财税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进行解构。近年来,我国财税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与此同时,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财税政策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践需求,提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财税政策的总体思路,并从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优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路:依托科技自立自强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

低空经济是中国首倡的一种新兴经济模式,也是近年中国在无人机、卫星定位、5G通信和精密导航等多个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路呈现。受益于国家和地方政策支持以及资源投入,近两年中国低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有益的产业化探索和创新实践,然而,由于低空经济关联的技术领域较广,如何进行技术和专利分析目前还存在不少研究盲点;此外,针对低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环境、生态、健康和安全等维度的风险也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应对措施,围绕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制度和监管体系也亟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为此,首先分析低空经济的内涵与外延,给出其明确定义,即以低空空域为主要物理空间,依托先进的移动通信、卫星定位和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围绕低空飞行器生产制造、低空飞行和相关配套服务等新兴产业,通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从而实现价值的创造和转化,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次,通过政府官方网站搜集梳理中国低空经济相关政策,综合相关文献信息和政策文本,并与大语言模型GPT-4进行交互的基础上,提取和完善低空经济技术(专利)检索关键词,而后利用企查查、incoPat、壹专利等数据库采集相关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丰富和完善相关实证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中国低空经济发展在核心技术研发、新兴产业布局、数据隐私和安全风险管理、空域噪声和电磁污染治理,以及国家层面政策法规标准制定等方面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的治理风险,并针对其实践进路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深刻把握新时代经济工作“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定调来年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风向标”。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五个必须”规律性认识。这一重大概括,是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欧洲激进左翼党的绿色经济政策

欧洲激进左翼党因对社会基本经济议题长期持有共同的立场而形塑其核心政治认同和政党形象。苏联解体和中东欧剧变之后,一方面,大部分激进左翼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去激进化过程,体现为基本经济立场有所缓和,但总体上仍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对态度和对社会主义公正理念原则的捍卫立场,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左翼党;另一方面,大部分激进左翼党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绿化”过程,体现为政治议事日程中对生态环境议题的逐渐吸纳及其地位的提升,尤其是强调工业化经济的社会生态化转型,但总体上显然并未根本改变或重塑激进左翼党的传统政治身份与政治形象。激进左翼党的“红绿”意识形态与战略转向,不是一个在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历史过程,因而很难对其现实政治影响尤其是选举政治效果作出简单化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