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推动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以怀化市鹤城区双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双村为例,分析该村发展概况,探究双村在乡村治理中存在自治能力不足制约法治与德治建设、法治秩序失衡使自治与德治难以保障、德治精神忽视增加了自治与法治成本、乡村社会治理协同激励机制不健全方面的问题。针对双村治理遇到的困境与难题,积极探求有效途径,提出坚持党建统领,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自治;强化依法治理,建设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乡村法治;厚植德治土壤,健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乡村德治的善治路径。以“三治融合”助推构建双村善治新格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积分制”治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Y村的个案研究

“三治融合”是宏观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政策指引,乡村“积分制”治理正是“三治融合”理念的应用。文章以“三治融合”理念为视角,基于治理组织、治理工具、治理目标三个维度构成的治理逻辑,分析论证“三治融合”理念和乡村“积分制”治理运作机理的同一性;依据治理逻辑和运作机理,构建由起始动力机制、协调助力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形成的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通过把握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提出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运用制度和技术工具、建立因地制宜的积分评价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等方面优化完善乡村“积分制”治理,以期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化发展。

基于“三治融合”推动潍坊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日益成为研究的重点问题。近年来,潍坊市围绕“走在前、开新局”的目标定位,乡村善治新格局正处于形成的关键期。本文通过深入调研潍坊市乡村治理工作典型案例,分析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三治融合”推动潍坊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对策,为逐步完善乡村善治新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启示与借鉴。

“三治融合”背景下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能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本文梳理“三治融合”的相关概念,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角度分析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乡村治理中应该坚持党的领导,进行多元治理、依法治村,创新治理路径。

“三治”融合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半山经验”与启示

乡村之治,乃百姓安宁之本,国家兴旺之基。2015年之前,福建省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是有名的“赌博村”“垃圾村”“薄弱村”,现在一跃成为国家AAA级景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首个中华鹭鸟保护地、全省“七五”普法中期先进集体、省级美丽乡村典型示范村、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和市级“六无”平安村。“半山巨变”源于半山村始终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半山经验”。“半山经验”对当前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有诸多启示:一是做好“村级党建+乡村能人回引”是关键;二是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方向;三是打造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趋势;四是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是动力。

“三治融合”视域下服务舟山群岛外国人治理的多模态场景语料库建设研究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新使命,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舟山群岛特有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其相对独立的外国人聚集形态和以实践为主导的外国人治理模式。本文根据当前舟山外国人管理存在的分类指导模糊、案事件类型各异、现场交流语言有碍等问题,以“小切口”为抓手,根据“自治、德治、智治”在不同岛屿各有侧重的特点,构建基于“分场景”的多模态汉英平行语料库。在填补涉外警务语料库空白的同时,推动基层公安机关的英语执法能力建设。

新时代“三治融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究——以霍山县为例

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在新时代在乡村构建以“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帮助拉近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助推共同富裕。该文以霍山县为例研究“三治融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究,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参考。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环境治理的演绎脉络与实践路径

在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乡村环境治理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关系着乡村、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与建设。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逐步推进阶段及深化发展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情境下,环境治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环境治理的推进,需充分挖掘乡村自治资源、法治资源及德治资源,并强化三者之间的融合。通过基础性力量、规范性力量及价值性力量的协同,有力推动乡村环境治理行稳致远。

社会资本与乡村“三治融合”治理效能关系研究

推进“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三治融合”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治理主体缺位、法治推进困难、德治影响减弱等主要问题。而社会资本在促进乡村“三治融合”上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在自治方面,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村民越有可能参与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且对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成效的评价与期望值越高;在法治与德治方面,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法治及德治效能越显著。社会资本三大维度中,关系网络密切程度与法治效能、德治效能的正向相关关系较强。通过界定和测量“三治融合度”,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三治”间的融合互契。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理路:理论、问题与实践

“三治融合”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乡村治理体系、结构、功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三治融合”通过协调有序的制度,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实现乡村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立足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历程及其时代意涵,结合“三治融合”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党的引领功能、强化乡村自治实践的基础保障、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保障、大力营造乡村治理的德治氛围、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统一,助力建设“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融合”:地方实践、基本共识及规则安排

“三治融合”源于浙江桐乡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实践经验色彩。各地“三治融合”的共同点是通过内部自我创新与外部制度供给的联动,形成因地制宜的“三治融合”实践经验。在当前治理环境下,将“三治融合”从地方实践经验提炼形成规则安排,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长期稳定。在桐乡、枫桥、曲阳、象山四地“三治融合”的实践经验中,其治理成效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其在增强利益机制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和治理要素流通等方面经验上均有可取之处。基于四地经验,得出“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原则、主体定位重构和创新机制保障等基本共识。以此为基础,从规则目标、手段和体系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整体规则安排的建议,在规则框架内推动“三治融合”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结合,形成乡村治理的强大合力,最大限度地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在自治方面,要培养民众自治意识,加快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级治理结构,创新村民自治实现方式;在法治方面,要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优化健全农村社会法律服务体系,强化农村法律服务队伍,提升乡村行政执法水平;在德治方面,要通过乡贤参与治理、道德约束激励、乡村德治方式创新等推动乡村善治。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是社会一直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基本要求,也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因此,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期党对农村工作的重要部署,也是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分析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现状,提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优化路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要坚持“三治融合”,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要坚持协同治理,推进“多元共治”新格局;要坚持群众导向,激活农民主体力量。

“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结构与构建路径

“三治融合”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三治融合”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三方面内涵:自治、法治、德治的目标融合推动人人有责的价值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过程融合推动人人尽责的行动共同体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主体融合推动人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建设。“三治融合”中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促进任务分解与绩效评价,建设责任明确的价值共同体;推动流程再造与场景转换,建设协同有序的行为共同体;深化权力让渡与权利维护,建设向往美好的利益共同体。

“三治融合”视野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D村“乡贤治村”的实证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抓手。通过对新乡贤与“三治融合”的概念内涵剖析发现,新乡贤与“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间具有内在耦合性。基于对上海市D村“乡贤治村”的实证考察,新乡贤通过引领村民自治、提升乡村德治、促进乡村法治等实际行动构建了赋能“三治融合”的实践路径。以打造“共同体”为导向,从理念形塑、规范引导、目标整合等方面探究新乡贤赋能“三治融合”的作用机制,以期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与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乡村振兴语境下“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探索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构建乡村新格局、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其不仅具有实践可行性,还能有效应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文章以乡村振兴治理体系的创新探索为主题,围绕自治、法治、德治展开论述,分析了“三治融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合理性和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某市及样本村的具体调研,揭示了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对现状与问题的分析,提出了针对“三治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路径。

数字赋能下优化“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探析

乡村作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研究“三治融合”这一乡村治理问题,对实现乡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自治主体缺位、法治意识淡薄、德治功能弱化与“三治”缺乏协同机制的困境下,要借助数字赋能夯实乡村自治、推进法治、强化德治进而深化“三治融合”,才能不断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和运行,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未来展望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重要创新经验,其演进历程先后经历了体系初探、体系规范以及体系定型三个阶段。其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实践经验包括:以党的领导为前提,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以自治为本,深化村民自治;以法治为纲,加强法治保障;以德治为先,提升德治引领。面向新征程,要健全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首先,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体”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其次,要延伸完善各种“系”的力量,坚持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进一步优化“三治融合”;最后,要引入“技”的效能,进一步增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科技支撑。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为了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的好坏会直接对乡村振兴的成效产生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体现了中央对乡村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乡村的自主治理提供了思路和路径。因此,要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此推动乡村治理的成功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的梳理、现实困境的分析及破解路径的探讨,以期对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乡村地区的乡村治理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