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全球企业的“全球契约”

"全球契约"的由来 1995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曾提出"社会规则"、"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的设想.

富士施乐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遵守人权、工作标准和环境保护等九项准则

富士施乐近日宣布加入联合国发起的全球契约(The Global Compact),并向全球契约组织提交了正式报告书。 联合国全球契约号召世界各地的具有责任感的公司遵循在人权、劳工标准、以及环境方面的九项准则。该项倡议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最先提出的。截止2002年11月19日。

企业人权责任的历史演进与未来展望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程显示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治理的复杂性,也反映出规范企业人权责任的迫切性。自20世纪70年代起,企业人权责任制度历经萌芽期和发展期,具体制度的建构在"软法"与"硬法"间往复。"全球契约"与《联合国指导原则》是"软法"治理的典型代表,当此类"宣言性"文件无法填补既存的治理间隙时,人权理事会下设的"政府间工作组"开始围绕工商业与人权议题开展新一轮国际立法尝试。2019年《修正草案》与2003年《准则草案》相比获得诸多支持,但通过"软法"或"硬法"规范企业人权责任的国际共识尚未达成。历史经验表明,多层治理与国际合作是企业人权责任制度发展的可行路径。

陈锦华在北京“全球契约座谈会”上的致词

中国企业联合会是重要的经济组织，也是我国第一个参与全球契约的组织。中国企联比较早的就响应了安南秘书长的号召，在中国的企业界积极倡导企业参与“全球契约”活动。2002年初，我曾经专门拜访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

资

近日，中国光促会胡德平副会长会见了就“全球契约”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高级官员费德里克·杜比先生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高级官员栾丽英女士。

国际劳工标准与经济全球化

“社会条款”(a Social Clause)，是指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在贸易与投资协议里写入关于保护人权和劳动权、保护环境等问题的条款。其中劳工权利是指“核心劳工标准”或称“工人的基本权利”，是最基本和核心的内容。缔约方如果违反该条款。

回报社会, 是企业的良知和责任 ——陈光复在“中国瑞士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研讨会”上的致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 运动遍及世界各地,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峰会连 连、论坛不断、文章铺天盖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加入WTO后,随着与国外的经济交流的 日益频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 动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机构已经进入中 国,国外采购商针对中国供应商的“工厂守则”已经 启动,沿海地区的数千家企业已接受跨国公司的社 会责任审查…… 汹涌而至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对于我们究 竟是机遇还是挑战?我们对此应该采取积极的还是 消极的态度?近年来,国内学者看法不一、众说纷 纭。正值此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 从理论的高度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建议》明确提出 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十一五”建设时期的灵魂,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 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全体人类的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但是企业追求利润过程中的一些不道德 行为也导致地球资源日益衰竭、环境污染严重、贫 富差距不断扩大、劳工利益不断受到侵害、社会矛 盾重重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人类 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企业社会责任能够规范企 业的经营行为,对缓解上述矛盾意义重大。就此看 来,“企业社会责任”与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是相吻合 的,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联合国提出的“全球契约”,内容包括在 人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和反贪污四个方面全世 界认可的十项原则,呼吁企业自觉遵守这些原则, 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维护全球化的良好发展。 “全球契约”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规范,推动 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间,不可避免地产生重重矛 盾,所以缓解这些矛盾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而“全球 契约”与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推进有助于我们解 决目前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 社会。 本着以上的认识,为了推动“全球契约”和企业 社会责任在我国的深入推行,促进我国企业和社会 的发展,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本刊专题集中 发表了十几篇有关全球契约和社会责任的文章,同 时向社会征稿,欢迎不同观点和不同见解,在此建 立一个有关社会责任的交流平台。

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矿难、工伤以及最近的开县井喷事故，在这个安全生产记录不佳的国家里，中国企业谈论更多的是怎样做大做强，很少会再上一个台阶提到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几乎没有地道的本土企业公民。如果撇开企业家本身的人文关怀不讲，在很多弱势群体缺乏代言人、NGO普遍缺失，以及包括银行和股票市场等金融机构还没有融合企业公民的价值观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要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们只是希望，在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的代价之后，一个健康公民社会的内生机制能够产生，一个社会统筹、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能够内化为各个层面的行为准则。到那时，也许我们能期待更多中国企业公民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