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七会议”会址的争议

"八七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关于"八七"会址,在20世纪50年代曾流传有是在江西九江的说法;周恩来后证实"八七会议"不是在九江开的,而是在武汉开的;陆定一也曾两次赴汉实地寻找,指认开会的地方就是汉口鄱阳街139号2楼;1972年,邓小平曾写材料,回忆说会议是在汉口德租界一个俄国人家里开的;1979年,郑超麟去汉口鄱阳街踏勘"八七"会址,认为"八七"会址是"汉口的鄱阳街123号"。最终被确定的会址是汉口的鄱阳街139号。

“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会议,它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它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七会议”前后的毛泽东

“八七会议”前后的毛泽东张廷益内容提要“八七会议”不仅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而且也是毛泽东伟大革命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八七会议”使毛泽东解除了精神枷锁，解放了思想，不仅敢于发现真理，而且敢于坚持真理，最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闯出了一条唯一正...

白色恐怖下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指向——试论“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

大革命的失败为我党检视其错误路线提供了历史契机,"八七"会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对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自身弱点、保持其革命先锋队性质和加强自身建设进行有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自身建设的若干规律性认识,这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宝贵的历史启迪。

源于“八七”会议 超越“八七”会议——试论湘南起义与“八七”会议的历史联系

湘南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十分重要的起义,它与"八七"会议有着密切联系。它既是"八七"会议的产物,又超越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也受到"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消极影响。

论邓小平在筹备“八七”会议工作中的贡献

邓小平作为"八七"会议筹备者,精心选择会址,慎密接待与会代表,周详安排代表食宿,做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作出了特有的贡献,是"八七"会议的幕后功臣。

危机管理视域中的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

就制定危机应急计划预案而言,中共五大虽然有形势判断上的失误,但毕竟有效地预报了危机,而且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从而抓住了防范危机走向恶化的关键。在危机控制阶段,中共成立了应对危机的领导机构,对危机事件作出了及时、迅速的反应,包括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制定一系列有效的具体措施,为最终解除危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回旋余地。

瞿秋白与“八七”会议召开前后的中共组织建设

瞿秋白作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在"八七"会议召开前后,对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保存党的组织:将遭遇内外夹击的中共党组织从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为此,确立严格的地下组织系统和工作关系,建立全国地下组织交通网,确立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原则;二是整顿党的组织:拯救党组织的崩坏状态,抛弃国民党的旗帜,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思想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再造",使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无产阶级化;三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性,重视党内民主,倡导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的党风,在全党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统一全党认识和步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八七”会议前后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瞿秋白是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之重要的中共领导人。从1923年到1927年八七会议前,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就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总方针是团结依靠农民这一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为了贯彻八七会议方针,中共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瞿秋白逐步把武装斗争的重点转移到领导农民暴动上来,并提出了"建立革命地域,创造农村割据"的主张。概括"八七"会议前后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深刻性、系统性、辩证性、批判性。

武汉市“八七”会议会址修缮设计研究

该文在大量考察和调研的基础上,叙述了对"八七"会议会址损坏比较严重的及时修复与加固的过程;目的在于消除其影响建筑结构的主要病害,延长使用寿命,使其得到有效的保护。该保护修缮工作,注重文物建筑的历史性、真实性、艺术性,并严格遵循真实性、可读性、可识别、可逆性的原则。

“八七”会议后的河北工农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河北（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它包括含天津在内的直隶、京兆公尹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广大工农在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以北京广告暴动和玉田暴动为中心的一系列暴动，给新旧军阀统治以沉重地打击。多次暴动虽以失败宣告结束，却为以后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从暴动的条件、简单过程、失败原因及历史作用诸多方面，对“八七”会议后。

关于“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的行踪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指出：“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回湖南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会议，宣传中央新政策之精神及改组湖南省委。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钆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份“八七”会议的会议记录原件，曾有人怀疑这份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也有人说该记录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而在事后追记的。

党的五大与“八七”会议比较研究

1927年,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先后在武汉召开。这两次会议召开时间相隔不长,虽然内容不同意义也不一样,但有很多相通和关联的地方:五大是基本正确认识土地革命的思想转变点,"八七"会议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发起的实践转变点,它标志党的重大战略实现转变;"八七"会议又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转变点,中共从此开创苏维埃政权。五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土地革命政纲,首倡土地革命的口号;"八七"会议首次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确定为总方针,并与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贯穿整个土地革命全过程。两次会议的"议决案"等,都是记录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文献。有了五大的铺垫,成就了"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总方针的嬗变看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的内质关系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党在武汉先后召开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两次重要会议。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不仅对两次会议的认识存在误区,甚至存在"八七"会议确定的正确方针与中共五大毫无关联的不当思维,其实不然。正确评价中共五大是辩析"八七"会议总方针嬗变的前提,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为"八七"会议提供了人文保证,五届中央委员的幡然醒悟为"八七"会议夯实了思想基础,"八七"会议的总方针源于对五大错误的认识和血的教训。所以,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具有本质的必然的内部关联。

恢复党团组织 传达“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福建各级党团组织和工农群众斗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福州市党团员由一百五十人减为二十人;厦门市大部分党团员也因严重的白色恐怖而脱离了组织关系;永定县原来在北伐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三十余乡农会和四千多户会员,政变后无形解散;平和县二十多个乡农会也完全塌台。各地幸存的党团组织为了避免损失和保存力量,相继转入农村或进行秘密活动。

1927年8月,八七会议——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7年对中国而言是很不平常的。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武汉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党内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珍贵时光——参加中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接待工作散忆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84名中央委员、82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