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八书”中体现的宇宙观

在《史记》“八书”中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宇宙思想,全面阐述了天、地、人、阴、阳、五行等原始的宇宙发生因素,“八书”构成了早期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同时还在《律书》和《历书》中通过阴阳五行八正之气,探究了宇宙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中阐释了“天地人”的作用和关系,在《礼书》和《乐书》中阐述宇宙的和谐之道。

朱熹给赵师渊“八书”考辨

《四库全书》馆臣据朱熹致赵师渊八封书信，认为《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托门人赵师渊所撰。首先发现“八书”的是宋末王柏。据《朱子大全》及《朱子语类》等，可以证明所谓的“八书”包括“纲目凡例”是伪作。朱熹亲自撰《纲目》初稿，并作过修改。

四库提要中“八书”、“二史”的提要比对探究

本文通过将四库提要中“八书”、“二史”的诸本提要进行比对，发现其内容彼此间存在参照关系：并进一步发掘出“八书”、“二史”中其它提要与邵晋涵分纂稿之间的承袭关系；最后对“八书”、“二吏”中提要所述的讹误之处进行订误．以此完成对“八书”、“二史”提要的初步比对探究。

朱熹“八书”与《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真伪新考

朱熹"八书"和《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真伪问题是学界的一段公案。"八书"反映了庆元四年左右,赵师渊相助朱熹"整顿"《纲目》一事。这符合朱熹晚年将《纲目》纳入"整顿"新旧诸书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八书"所显示的赵氏修订《纲目》的具体工作、朱熹对《纲目》条例的认知及行文措辞等细节,无一有违史实,足见"八书"出自朱熹之手,旁人断然无法伪造。"八书"为真是论定《凡例》真实的重要基础。通过"八书"可以确认《凡例》来源可信、可靠。同时,以朱熹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表述审视《凡例》的主旨和细节,亦无违戾处。因此现存《凡例》系朱熹手定。至此"八书"和《凡例》的真伪悬疑得以化解,二者可被确定为真。

《史记》“八书”结构辨析

《史记》"八书"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无论是从其篇目排序还是所体现出的思想内容都展现出了司马迁的宏观史学思想。此八篇从内容上可概括为正礼乐、协律历、际天人、理官民四个方面。对于"八书"构成的分析,有助于把握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述思想,也有助于了解"八书"在《史记》全书中所起到的作用。

新时代背景下看“八桂书风”的传承与出新——广西书法文化、地域生态简论兼第九届广西铜鼓奖书法项目获奖作品评述

2019年9月“第九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公布,其中韦渊、黄河、唐明三位作者获得书法项目铜鼓奖。他们的作品集中展现出“八桂书风”在新时代文艺大背景下传承和创新。文章以广西书坛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发展为主线,以赏析三位铜鼓奖书作为契机,尝试从五个方面简要概述广西书法的地域性、本土性、民族性、包容性及传承性。重点探讨广西新生代书法艺术风格“八桂书风”在创作形式上的推陈出新,在创作风格上的固本培元。综合呈现“八桂书风”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交流、大融合的现象,体现广西文化传统、民族风貌、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

“八桂书风”未来发展问题再思考

“八桂书风”作为广西书法的重要风格流派,是广西书法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与理论来源.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八桂书风”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总结以往,放眼未来,本文将从“八桂书风”提出的概念与特征入手,通过理论分析,对“八桂书风”在当下以及未来的可行性做进一步的论证分析.

从出土汉代文字材料论“新莽六书”的层次和性质

从出土实物材料和文献记载看,《说文解字·叙》里提到的"新莽六书",不是"秦书八体"那样的考课内容,而是汉代学者对当时可见文字书体的归类。"新莽六书"内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古文和奇字,已经是当时不再大规模使用的字体;二、篆书和佐书,是汉人日常使用的文字;三、缪篆和鸟虫书,则是汉人的艺术字,仅仅出现在部分玺印、铜器、瓦当等材料中。介于六国古文和隶书之间的小篆,是许慎作书时必然要选择的字形载体。故而,许慎需要在《说文解字·叙》中将篆书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尤其是在"秦书八体"之后再论述"新莽六书",强调了篆书在汉字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以此说明他书中"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此前的《史记》学界普遍认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命题，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一个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相对立的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史记》的编纂...

从魏晋时期字体发展看《兰亭序》真伪论辩

《兰亭序》真伪论辩的本质是汉字形体史上的学术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论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波及文献、书法、考古等学界，独唯缺少文字学界的加入，无疑大大影响了讨论的学术价值。本文指出论辩的起因，分析隶书、隶意的差别，列举20世纪初以来的有关重大考古发现，依据客观事实论证三国吴到东晋的字体、书体演变，证明东晋时代出现王羲之《兰亭序》字体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