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法制建设的基础”--“八二宪法”与五届全国人大的历史行程

我国现行的“八二宪法”是由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作为一部“新宪法”,它所取代的是由同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七八宪法”。五届全国人大的任期构成了我们理解“八二宪法”的历史背景,因此,对于我们理解这部宪法以及其中若干条款和问题,五届人大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党史和人大制度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彭真年谱,使得研究者可以连贯梳理五届人大的历史,并形成某种整体的叙述。本文以五届人大的五次会议作为历史叙述的关键时间节点,把“八二宪法”诞生这一事件安放在这一历史阶段全国人大立法的整体秩序中加以思考。打通原本为法律概念和部门法所分割的思维,所看到的不只是“八二宪法”,还有五届人大在“人心思法”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一系列重要立法工作,尤其是在二次会议和五次会议上所通过的一系列国家机构立法,在理论上辨析出存在于宪法和若干国家机构立法之间复杂、有机的相互配合关系。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以“八二宪法”诞生为中心的五届人大立法创制,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基础”得以奠定,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在八二宪法时间内诸多习以为常的国家机构职权和运转规则,都来自这一立法开端时期的创制。

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对话中国宪法变迁

“五四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宪法的传统和精神,其制定过程和内容充分体现了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八二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受到“五四宪法”的深远影响。宪法理念与经济成长、社会进步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宪法的调整作用。中国的立宪和宪法实施进程是社会结构变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宪法是价值、文本、文化与实践的统一体,宪法文本体现了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应当保持稳定、连贯和融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国宪法正面临结构性挑战,必然产生新的变迁。宪法实施既是宪法变迁的动力,也是宪法变迁的表现、对象和边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宪法发展,需要在宪法实施和监督方面作出更多努力,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宪法、民主与政治发展——为“八二宪法”颁行30周年而作

宪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民主是宪法的前提,宪法则是民主的制度保障。中国"八二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的宪法。历史表明,新时期我国在民主法治领域取得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八二宪法"的正确指引和保驾护航。在该宪法颁行30周年之际,分析与论述"八二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超越文本:“八二宪法”框架内的宪法变革——从“八二宪法”有过多少次“修改”谈起

"八二宪法"有过多少次修改,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让宪法研究者发现一个被遗忘的研究课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生命力的宪法,"八二宪法"成功地设定了柔性的修宪程序和审慎的修宪策略,从而调和了宪法文本稳定性与现实政治动力之间的紧张。但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八二宪法"的框架内发生了不可见于文本但却具有宪法意义的结构性变革,宪法学者应当认真对待这些在文本中看不见的不成文宪法变革。

“八二宪法”与中国政治发展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中国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从根本大法的形式上稳妥地纾解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主要体现在:规范了公共权力结构,促进了公共权力运行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合理处理了国家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关系,理顺了党法关系,如此等等。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总章程,揭开了中国政治发展崭新的一页。

论“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双重界定”及其意义

"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宪法地位与性质进行了"双重界定",即将检察院的宪法地位界定为检察机关,将检察院的性质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学界对"双重界定"及其意义并无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以致产生了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等在检察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深远的错误认识。因此,需要从理论与制度层面证成与厘清"双重界定"。这一工作的意义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厘清"检察机关"与"法律监督机关"不同的概念功能,唯有如此,才能正确认识检察权的规范性来源,相应地,法律监督权概念既不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又不源于对宪法的正确理解,因而是一个伪概念;第二,洞察"法律监督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意义支撑,唯有如此,才能透彻理解检察院享有独立宪法地位的原因。

“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转型——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司法宪政主义以美国模式为典型,逐渐扩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宪法实施模式。中国"八二宪法"建立了宪法的政治实施模式,但未充分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宪法学界效仿美国宪法学,以"齐玉苓案"为契机,推进"宪法司法化",却遭遇根本性失败。通过对中国宪政模仿"司法宪政主义"的这次失败经验进行考察与分析,对相关思路与理论基础进行检讨,可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结构蕴涵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构成型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可界定为如何促使这一"政治宪法结构"根据人民主权的根本原理获得理性化与制度化。

1982年宪法国家机构条款的变迁及意义——纪念“八二宪法”实施40周年

“八二宪法”40载,国家权力布局结构不断演进。其中,“党的领导”被明确写入宪法总纲,较为完备的“党的领导”规范体系初步建成;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赋权”到“扩权”,呈现出能动行权的态势;合宪性审查机制从“隐性”到“显性”,逐渐实现规范化与制度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实践”到“入宪”,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监察法律体系;地方立法权从“恢复”到“扩容”,力在达成收权与放权之间的平衡。“八二宪法”发展的40年,不断往返于规范与现实之间,充分展现根植中国文化,依赖中国经验,采行中国眼光,兼顾效率与公平、贯彻民主和自治的宪法实践精神。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应逐渐转变为以创制法律来推动全方位改革的范式,主要依靠法律建构来确认权力结构和权利体系。

三十而立:“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八二宪法"提升了公民权利的宪政地位,初步摆正了执政党在国家宪制中的地位,体现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在司法独立、权力制衡、违宪审查等原则与制度的规定上,在公民基本权利的列举上,特别是在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上显得不足。今后应该继续完善宪法,履行宪法,推进政治改革,建设宪政社会主义。

“八二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确保中国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根本法制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为“八二宪法”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法制基础,而“八二宪法”也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宪法,在宪法序言、总纲、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及国家机构等宪法规范中,都鲜明地表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八二宪法”历经五次修改,主要的目的就是将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写入宪法。在宪法的保障下,坚定“四个自信”,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和必由之路。

转型宪法的趋向、挑战与任务——以“八二宪法”实施为中心的考察

身处转型社会的“八二宪法”暗合转型宪法的特质,可归入转型宪法序列。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对“八二宪法”及其实施与变迁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转型宪法表现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且三种趋向存在递进共生的关联;转型宪法往往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等方面的社会挑战;转型宪法承担着实现国家富强、保障人民民主、维护核心价值等方面的目标性任务,且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性任务加以展开和落实。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认清转型宪法的发展趋向,回应转型宪法面临的挑战,致力于转型宪法任务的实现。

在开端处研究开端——我国现行宪法历史探源初步

“八二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已实施超过四十周年,四十年意味着这部宪法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而现行状态则表明这部宪法自身并未成为历史,以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时间的长河,返回宪法时间的开端处,构成了我们观察“八二宪法”整体秩序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彭真同志在宪法起草期间的一首诗作为论述的结构,依次论述了四个关于八二宪法开端的历史命题。其一,“八二宪法”的开端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由宪法修改草案的起草、草案的审议、通过和公布实施、与作为新宪法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组成;其二,返回开端,我们可以还原某种进行时的状态,观察甚至是“预判”现行宪法文本的形成过程,概括宪法起草者的“宪法观”及其文本理念,三方面分别是宪法是“纲要”,是“定型化”,文本变动限于“非常必要”。其三,作为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八二宪法”的诞生,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新时期的开端,它所要完成的是一场“大转变”,一场“讲法,要有宪法”的历史变革。其四,“稳定性”是宪法起草者在成文时的自觉追求,但“长期稳定”这个概念及其标准,却是内在于新宪法实施历程而形成的,“八二宪法”之所以做到了长期的稳定,就本文论述所及,主要归功于宪法起草者“有所不为”的文本策略。

宪法的“天衣”在于实施:基于“五四宪法”的宪法监督之“缝”的思考

“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典型地体现在其确立了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却落下宪法监督主体虚设、宪法解释缺位、改变或者撤销机制错位的规范之“缝”。“八二宪法”,通过增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明确宪法解释权、备案审查等依托机制建章立制等方面,在规范层面的“天衣”补“缝”,也形成了中国宪法监督的“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撤销”三元规范结构。循此结构,新时代以来,补强宪法监督机关、落实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三线接续并进,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编制宪法“天衣”的“无缝码”。如是梳理,以宪法监督为例,在宪法发展的阶段接续中,在规范和实践的螺旋互动中,呈现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五四宪法”之维。

“五四宪法”的宪法观及其发展

“五四宪法”的宪法观不仅设置了中国宪制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构成了理解现行宪法之宪法观的历史起点。为确保讨论的聚焦,可从宪法功能观、宪法权力观、基本权利观和宪法实施观四个方面来展开。从“五四宪法”到现行宪法的宪法变迁过程中,均可看到在上述四个宪法观方面的延续和发展。在宪法功能观方面,呈现出从确认功能到规范功能的转变;在宪法权力观方面,呈现出从一元性权力向有限多元性权力的发展;在基本权利观方面,呈现出从基本权利的宣示性功能向基本权利之保障与限制的规范性功能的展开;在宪法实施观方面,呈现出从传统的宪法监督走向以合宪性审查为中心的宪法全面实施。

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 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

本文基于政治宪法学立场,在百年中国宪政历史的脉络中,阐释了"八二宪法"的复调结构、改革属性以及演进逻辑。"八二宪法"的颁行既在于拨乱反正,又在于为改革开放提供宪政结构,因此内含着多重逻辑,特别展现为革命与去革命的二重奏以及主权的三重肉身,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实际上是去革命的改革宪法,四个修正案充分展现了改革宪法的属性以及内在演进逻辑,并旧瓶装新酒地内化出一种新的宪政设计。

“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的发展

1982年《宪法》修改是奠定当前我国宪法体制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法律事件,但是该次修宪的正面意义长期以来被过高估计。1982年《宪法》及其后历次宪法修改的模式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第一,宪法秩序并非法律体系的起点;第二,修订后的宪法难以接续宪法传统;第三,修宪过程中现实性压倒规范性;第四,宪法文本包含历时态与现时态之话语矛盾。1982年《宪法》的进一步完善与我国宪政的未来发展亟需从宪法实施制度上寻求突破,要注意宪法变迁与宪法实施制度的有效协调,尤其是建立起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解释制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宪法价值

我国现行宪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保障。现行宪法在修改和完善中不断保障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宪法规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宪法的实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共同目标指向,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前提在于宪法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宪法》规定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固根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保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领导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最显著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构造“新”的延续性——关于“八二宪法”起草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

“八二宪法”是我国现行宪法,其现行状态延续的40年开启了我国宪法政治的“恒纪元”。“八二宪法”的稳定基因要从其草案形成的历史阶段去寻找。通过对宪法修改过程史料的梳理,围绕修宪过程若干问题,本文提出了构造“新”的延续性这一命题。首先,“八二宪法”的时代意义在于“立新”,它的前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其次,“八二宪法”在草案形成阶段就有“稳定性”的需求,而以彭真为代表的修宪者也有着高度的“稳定性”自觉,在草案形成过程中,“定”字的文本策略意味着宪法只写定下来的内容,有争议的不写,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所形成的宪法文本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宪法文本和现实之间的摩擦,由此确保新宪法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稳定性。

论宪法实施保障的几个问题——纪念“八二”宪法颁布实施十周年

在举国上下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胜利的热潮中,迎来了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的喜庆日子。自1982年12月4日,我国现行宪法(以下称“八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宪法对于逐步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实行改革开放,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特别是我国宪法还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严峻考验,更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和权威。但是,到目前为止,宪法学领域中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不遵守宪法、

中国共产党人权观念的历史演变——以《苏维埃宪法大纲》和《“八二”宪法》为例

《苏维埃宪法大纲》是中国宪法史上第一部劳动人民权利保障书,《"八二"宪法》是当代中国的公民权利和人权保障书,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权观念变化及其升华的重要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