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创伤与西方魅惑——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八十年代”

“故土创伤——西方憧憬”是隐匿于新移民文学,特别是在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有关“八十年代”的写作之中的双向性情感、叙事结构。这与弥漫在新移民文学中的浓郁创伤情愫紧密相关。新移民作家所表述的“故土创伤”,虽有集体式公共创伤和个体式内心创伤两种类型之分,但都成了新移民远离故土,走向西方的情感动力。通过不断地重返“八十年代”,新移民作家逐渐揭示出,昔日的“西方憧憬”,一方面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匮乏有关,同时又离不开隐匿于历史深处的“中弱西强”的“东西方语境”及其权力场域。基于此,“故土”上的“西方”才得以不断“魅化”,乃至“神化”。尽管新移民文学的“八十年代”与新时期文学具有某种同一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应该在“重返八十年代”之中被“同一”所遮蔽和遗忘。

世俗生活中的卑微人生——“重返”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广泛的关注,"重返"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对"八十年代"小说革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创作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在启蒙和革命文学话语中被批判、被改造、被拒斥的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成为汪曾祺小说中合理、合法、肯定甚至颂扬的对象。同时,汪曾祺小说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开启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朝向“八十年代”的乡愁:作为通俗剧的《你好,李焕英》及其道德玄机

影片《你好,李焕英》作为文本,暗隐着当代观众共享的某种“感觉结构”。影片叙事为了重构“八十年代”,把它作为重新开始的起点,采用通俗剧的情节模式,让指涉过去的中年李焕英遭遇车祸。但是,把“八十年代”重构为起点,既要抛弃过去,又必须依赖过去。影片叙事中的过去,在亲情名义下,被通俗剧式的操作强制性地清除、压抑。替补的逻辑宣告了影片包含的永久性悖论:“八十年代”的纯粹性必须依赖过去这个他者的替补行为才能实现。被摒弃的过去像幽灵一样,将缠绕着“八十年代”,使其渴望的纯粹永远无法抵达。影片在表达迈向“八十年代”的集体欲望时,选择了女性而不是男性,作为必须抛却的过去的象征。这一性别排除机制隐喻着全球现代性欲望的悖论。

“八十年代”忧郁

关于“八十年代”的“告别说”“重返说”“重建说”“延续说”等诸种面相,清晰勾勒出“八十年代”意味深长的当代凸显。然而,沉溺于“八十年代”怀想与哀悼可能陷于浪漫主义忧郁之中。“八十年代”是漫长的,透过纷繁复杂的“八十年代”修辞,从对象化中生发具有阐释效力的理论话语,在问题化中揭示现实文化真问题,从超越忧郁中审思当代文化可能的道路,由此穿越21世纪之初而抵达“八十年代”的目光就具有了征候意义。

从有声广播到图书出版:“八十年代”央广体育类节目的跨媒介传播事况钩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期以及体育事业的上升期,全国民众对于体育赛事信息的渴望是空前的,对于高质量体育节目的需求是刚性的,在电视还远未普及的岁月,体育广播节目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节目》以其突出的现场感与时效性,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体育广播的标杆与典范。本文选取这一时期央广体育类节目以图书出版为主要形式的跨媒介传播行为作为研究切入点,对其由节目专题以及外延活动衍生的图书出版活动进行回望与再现,认为在当下复杂的媒介环境下,广播体育节目在实现广播主体性确证的同时,仍需坚持以求新求变的态度谋求创新与突破,用电波传承体育精神,用声音记录经典瞬间。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个人主义:“重返八十年代”的重要视角

"重返八十年代"是近年学界热点之一,凭借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可以把"个人主义"分析为一些单元观念。"个人主义"不仅可以成为"重返八十年代"的一个有效视角,而且,从"个人主义"视角"重返八十年代"也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题。

“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演变暨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上海台湾研究所和华东理工大学台湾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演变暨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于11月16日在我校举行.会议由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院长石培华教授和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严安林博士共同主持.

小说家及其文本可能的宿命——兼及阿来、迟子建1980-1990年代的写作

从“八十年代”出发或“回归”文学写作的作家,在走过当代生活一段历史时期的精神隧道之后,无论其出生、“隶属”于哪个年代,都纠结于某种矛盾的心态里。不同的心态,决定了作家各自的叙事选择和审美取向。“转型”“重构”“困惑”“突围”这些词语可能表述的状态,不断使得作家的写作发生量与质的变化。或许,那个时候,人们都曾在时间、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着前行,在文字里宿命般地留下饱含个人档案痕迹的“集体记忆”,我相信,这或许是历史以及文学的必然。现在,谁能真正地道破“九十年代”的天机呢?尤其对于文学叙事而言,审美和审美化,往往是具有宿命意味的精神选择。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及其阐释——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评析

但凡论及何其芳,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的"延安道路"。在否思革命的"八十年代"话语共同体中,革命话语与知识分子改造之间的压抑与反抗结构,着力建构了一个分裂的何其芳形象,这其中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及文学的独立价值被突出强调,而在特定时代政治语境中的个人选择及其合理性,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漠视。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一书,借助人文互证的"双重证据法",试图弥合这一分裂,并呈现出何其芳奔赴延安及其后为人为文道路背后的多重复杂纠葛。

昨日遗迹与本真幻觉——论田耳小说《秘要》及其文本性态度

田耳的小说一向有着黑色感悟力,并在熟练的类型化叙事中找到舒适的阅读区间。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热情,而最新的长篇小说《秘要》,则企图将这一热情涵养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在多重的文本世界中复现20世纪80年代的武侠热,给精英化的怀旧思潮提供一份别样注脚,构成这篇小说的出发点。小说以黑书收藏为切口,而借“第一缺本”的噱头,设定了一个寻找武林秘籍的叙述套路,却又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框架。从一个文本穿越到另一个文本,从一个文类转移到另一个文类,其中的机智和轻巧,不仅关乎小说的叙事特征,而且反映田耳的历史想象,更多建立在文本的权威上,并由此而将现实的尴尬人生与宏大的社会历史关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