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八条之教”的理论内涵

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伏生《尚书大传》以及《逸周书》等典籍记载,殷末周初的晚商遗老箕子胥馀于周武王十一年东适"朝鲜",并创制发布了具有治国治民法令性质的"八条之教"。此"朝鲜"非彼"朝鲜",经傅斯年《东北史纲》、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毕宝魁《东北古代文学概览》等著作考证,箕子胥馀东适之"朝鲜",位于今辽宁西部的朝阳地区。箕子胥馀的"八条之教",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在东北亚文明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条之教”与《洪范》的诞生时序探究

殷末贵胄箕子胥馀是殷亡周兴、新旧交替时期的关键历史人物之一,他留给后世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除了他自己曲折跌宕的人生命运和由象箸引发的关于奢靡亡国的忧患思考和道德规谏之外,还有两篇载诸竹帛的有文字可考的较为系统缜密的成文经典和传世文献,即"八条之教"与《尚书·洪范》。考索、确定这两篇文献的诞生先后顺序,将有助于理清箕子胥馀治国理政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有益于厘清两篇文献之间的影响与传承关系,使今人加深对箕子胥馀学术遗产和理论宝库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