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应界定“公共利益”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再次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其中第49条关于征收、征用的规定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质疑者强烈要求物权法对作为征收、征用理由的“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但是“公共利益”真的应该由作为民法一部分的物权法来界定吗？

公共电视频道“公共利益”的缺失

自福建广电厅首次正式开播公共频道至今已经整整9个年头，目前国内大多省级电台都拥有自己的公共频道。从我国公共频道成立的初衷可以看出，公共频道是作为市县电台的节目来源和传播通道而存在，因此我国公共频道可定义为：由省级电台承办、制作一套公用节目供所辖各市县电台播出，并留出一定时段供市县电台插播自制新闻、专题节目的频道，其意义的中心落在了传媒的传播者一边。而境外的公共电视则不同，它是区别于国营、私营电视频道的新形态，

媒体能代表“公共利益”吗

媒体宣称自己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言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并且部分地造成了媒体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角色错位。

论宪法文本中的“公共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如何在两者的冲突中寻求合理的平衡,首先应合理认定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内涵,避免对公共利益理解上的随意性与主观性。其次,国家权力机关所定义的公共利益必须通过宪政机制而受到限制,以避免侵犯宪法为所有人保障的基本权利。

解读征收、征用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兼评《物权法草案 (学者建议稿 )》的相关部分

国家征收、征用权力的行使无需考虑权利人的主观意志,但是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必要构成要件。公共利益概念如何界定?如何避免实践中出现以公共利益为名谋商业利益之实的现象?文章以财产权社会化、权利本位、比较法研究等视角,解读公共利益,并且评析民法典草案的相关部分,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公共利益”不能滥用

这个问题涉及到合同法和物权法，翻身村村委会和几个村民小组分别与福中福公司和松茂公司签订的所谓合作开发合同，究其实质，如果运用合同解释的原则，不拘泥当事人所使用的文字，而是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它们的确属于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合同。至于福中福和松茂公司之间订立合作开发的合同，

论“公共利益”的限定——从立法的视角

公共利益被频繁使用,而其范围和标准、赖以确定的程序等均不明确,此种状况之存在,既不利于公共利益之保护,又使个人利益时常有受侵害之虞。

涉外经济行政法中的“公共利益”问题研究

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在各国涉外经济行政法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行宪法及涉外经济行政法中也有公共利益的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且缺乏程序保障，结果导致在处理涉外经济纠纷时，法学界对“公共利益”的认识模糊，实务部门对外交往往无法体现企业真实的利益，决策部门无法在众多的公共利益群体之间进行权衡，使我国企业失去了一些争取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内保护的良机。针对公共利益问题，我们应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第一，国内企业在应对来自国外诉讼时所面临的公共利益问题；第二，我国对来自国外产品提起的反倾销诉讼有关公共利益问题。本文重点讨论我国与反倾销有关的公共利益法律制度的完善，以便能够通过其他法律来解决涉外经济法律无法解决的公共利益问题。

“公共利益”不分城市农村

《土地管理法》修改将参照《征收条例》,国有、集体土地有望实现同价同权。

“公共利益”迷局

“公共利益”，这个随西方经济学而来的词汇，伴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不但频繁出现在学者论文、媒体报道乃至文学作品中，甚至成为制度、法律设计的核心话语之一。

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

我国宪法第51条要求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宪法修正案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正案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这里，“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什么关系？

判定“公共利益”需要一定的程序

《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个公共利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很难界定的。在我们经历的征地拆迁项目中，有些涉及“回报用地”。如政府在修建道路、公园等公共设施时，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进行开发。那么，

浅谈《物权法》关于“公共利益”的定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简称“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开始实行。这是一部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

什么扭曲了“公共利益”

需市拆迁引发了大量商业纠纷与社会冲突：一方面，被拆迁人或者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搬迁，或者要求获得更为合理的补偿；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则要按照自己的蓝图建设更新更美的城市，因而，大量进行强制拆迁，

界定“公共利益”以限制政府对它的滥用

黄华均撰文《基于公共利益模糊性的法理诠释及其反思》指出，对公共利益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不切实际的，基于公共利益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我国立法宜对公共利益采用高度抽象的方法予以规定，这也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为了大致界定公共利益，以预防和限制政府对公共利益的滥用，采用以下方法似乎是比较妥当与合理的：第一，由立法机关对什么是公共利益作出立法解释，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政府对公共利益作出立法解释，解决公共利益的含义众说纷纭的问题。第二，借鉴英美法系的利益博弈法，由立法者将公共利益的界定和解释权交给法官，但法官对这一权力的行使要严格依照民法解释学、裁判法学的寻法活动进行。

“公共利益”被滥用的恶果

首先，纵容了政府的制度性寻租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在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中，各种经营性用地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被政府征收，然后出让给经营者。政府的这种制度性寻租行为实质上乃是与民争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当心“公共利益”成悬剑

1月20日，8位学者获邀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关于拆迁条例的座谈会，讨论的条例草案名称由2009年12月16日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条例》，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专家透露，新条例草案中，“拆迁”的概念即将成为历史，并由“搬迁”的概念取代。

先厘清什么是“公共利益”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现在争议的焦点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并不明确，很可能在征收，征用和拆迁中被滥用。因此，要真正贯彻实施《物权法》，首先必须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