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思想逻辑

“六经皆史”概念的提出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意义。人们往往把“六经皆史”视为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核心,但在对其学术著作进行梳理的时候,发现通过“六经皆史”无法有效把握其学术思想的全部。这不是说“六经皆史”在章学诚的学术体系中不重要,而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章学诚学术的内在理路,找到其思想发展的逻辑才能真正把握章学诚思想的全貌,明确“六经皆史”在其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 ,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 ,考据学发展到鼎盛 ,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 ,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 ,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 ,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 ,反对为考据而考据 。

“精神蜕迹”与“文史通义”——钱钟书对“六经皆史”说的超越

本文讨论钱钟书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阐释与超越。钱钟书的思路是溯源流、观会通、辨同异,并将其转换成为"精神蜕迹"—"文史通义"说。本文通过钱钟书对加赛德的论述上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追问"精神蜕迹"—"文史通义"成为可能的条件;通过钱钟书与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理解的比照,进而追问精神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此说一旦展开,就会显现出这样的内在结构:诗意言说→精神科学→精神蜕迹—文史通义。这一结构有三个层级,其中居前者为居后者奠基。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明清以降，国势衰微，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电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章学诚循着“文史校雠”之学的取径建立起“六艺皆官礼之遗”诸说．实为“六经皆史”观念之根源。从该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丰富的意蕴：由“六经皆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之著述”所指涉的“道器合一”、“官师合一”、“治教合一”的价值观念；由与经学的抗争而激起的从“述作”角度诠释的“以史明道”的主张；由《史籍考》的编纂而突显的“尊史”思想；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方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息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

刘雄伟：《“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

积德累仁之家:王阳明的家世

王阳明一生也深受祖父影响，家族的强烈认同感时常流露于他的诗文，表现为重气节、讲孝道合为一体的人格品性。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西历1472年10月30日），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当地自南宋以来，人才辈出，撰述甚多，形成了渊源流变既深且长的学脉，学者多以“浙学”一词来加以概括或总结。阳明崛起于明代中叶，则可谓“浙学”之光，不仅上承孔、孟儒学传统，而且开启以后席卷天下的心学学派。王阳明之后的“浙学”既重心学又重史学，也与阳明的心学特别是他的“六经皆史”说关系颇为密契。

采取适合自己情况的学习方法

章学诚（1738—1801）是我国清代著名史学家，研究史学颇有建树。他提出“六经皆史”说，认为史学是“经世”之学。他强调历史是进化的，史学是不断发展的，应以著述为贵，讲究“史德”，并提出一整套方志理论。他的著作很多。收在《章氏遗书》中。章学诚治学有方，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治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