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王官文化制度下“六诗”之衍生

《周礼·大司乐》所记载的"六诗"是中国本土生成的一个重要诗歌术语,其涉及早期诗乐观、文学观、政教观等,蕴含了三代礼乐文化生成及传播等众多学术信息。作为早期诗乐形态,"六诗"的生成机制、演述体式、传播机制与上古政教传统、风俗等社会体制有密切关联。"六诗"之教服务于当时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上古"王官之学"即早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这其中既包括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亦包括巫祝文化。"六诗"之衍生与巫瞽乐官的采编、典乐和教学等密切相关。伴随王官文化的衰退,瞽矇逐渐沦为优人讽谏,周代六诗亦最终走向衰落。

上梁文“六诗”文体刍议

结合敦煌文献、佛教文献等,从文学、文化学角度探讨上梁文“六诗”文体中的六个方位词和“3/3/7/7/7”节奏型的影响因素。“六诗”中的六个方位词至宋代最终定型为东、西、南、北、上、下,这种组合形式或受到佛教话语中“十方有佛”观念的影响,不排除受到道教驱傩活动等因素影响。从文学史角度探讨了“六诗”方位词中东、西、南、北语言顺序的文学传统;上梁文抛梁歌的“3/3/7/7/7”节奏型应受到隋唐五代燕乐和唐五代敦煌歌辞影响,“六诗”重章叠唱的艺术手法应受到《诗经》的影响。

风赋、比兴、雅颂新论——兼比较章必功、王昆吾先生的“六诗”观

"六诗"是中国本土生成的一个重要术语,也是理解中国早期文艺思想和艺术形态的一个核心关节点。文章在比较章必功、王昆吾两位先生的"六诗"观点基础上,认为从体用思维来考察"六诗"形态较为可取。"六诗"最初是作为诗、乐、舞相融合的祭歌形态而存在的,"声义并用"。虽然早期诗、乐、舞艺术合而不分,但在仪式行为演述过程中,"六诗"每一项不同种类文本都有区别于其他各项的规约性和主导性演示方式。同时,周代"六诗"具有生成性、动态性和多层累性特点。从整体横向层面上看,"六诗"是一组相互关联,融合了乐舞、文辞、诗史以及仪式表演于一体的具有不同功能的混合型"诗"歌艺术形态。从纵向历史发展而言,"六诗"体系经历了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积淀过程,最终由诗乐形态改造为以诗辞教化为基点的"六义"。

“六诗”原论

“六诗”之名出《周礼》,历代争论不已。郭绍虞先生概括为“经学家”和“文学家”之争,表现为“三体三用”“六诗皆体”“六诗皆用”等诸多“体用”论的观点。根据郑玄《周礼注》的解释并受郭绍虞先生分“风”与“赋比兴”为大小类的启发,研究认为:郑玄对“六诗”的训释均关乎礼乐教化符合当时的实际。“风雅颂”是内容类别,“赋比兴”是“风”下的三个小类,既有内容的不同,也有用诗的方式方法的选择,“风赋比兴雅颂”的顺序理所应当。《诗经》及以后,“风雅颂”保存其诗,而“赋比兴”的内容属性淡化,只保留其用诗方式方法的规定性而独立出来,并在以后向“三体三用”发展。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汉赋源于《周礼》“六诗”之赋考

汉赋源起,历来诸说纷纭。赋体之名,当源于《周礼》"六诗"之赋,源于赋诗言志用诗之法:"赋"本义为"不歌而诵"、"敷布其义",后在此二义基础上衍出制作、自作之义,荀赋与汉赋兼而取之,将自作"不歌而诵"、"敷布其义"的文雅之辞称之为赋;"赋"为"主文谲谏"政教传统的产物,汉赋在"主文"的形式、"谲谏"的目的上兼而取之。

《周礼》“六诗”述略

"六诗"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历史上对于六诗研究有很多争议,大体分为"六诗皆体说","三体三用说","六诗皆用说","六诗皆体皆用说",本文结合上古人类学"诗"字语义及发展来考察六诗整体艺术形态,六诗是具有历史流动性的综合礼俗仪式乐歌,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及功能有所变化:在巫术仪式文化中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祝辞;在祭祀仪式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祭祖颂歌,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不同典礼场合演奏的礼乐歌辞。《周礼》中"六诗"的概念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

论唐儒孔颖达对“六诗”说的诠解

唐代大儒孔颖达对《诗经》"六诗"问题作了系统而详实的疏解,并首倡"三体三用"说,这一方面促使"六诗"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更充分的彰显,另一方面表现出较明显的文体学观念和对文艺审美形式的自觉意识,同时亦破解了传统"六诗"说的诸多难题。较之汉儒解《诗经》,其政教色彩相对淡化而审美色彩显著增强。这对后世学人更加准确、深刻地领会"六诗"说的精髓,并有效地推进《诗经》学研究的诗学化、审美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读《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

《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是一部从中古汉语角度探讨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的专著，它以扎实的考证为基础，探讨了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的源流、构成和特点，并在中古汉语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六纸诗”

孩子们读书,就可以在桌灯所射出的小光圈里,准备从事人生的大战。

興及興詩探源

《周礼》记载了“六诗”这一术语，但并未给予详细解释，後代解说纷纭，但迄今未有令人满意的结论。本文旨在运用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重新审视《周礼》这一记载，肯定“六诗皆体”说，探讨兴诗存在的可能性，并追溯兴字本义及其发展演变。

《诗》赋、比、兴古义发微

一，问题、疑点及考察途径 《诗经》“风、赋、比、兴、雅、颂”之分，始见于古文经《周礼》，称为“六诗”；继见于《毛诗序》，称为“六义”。两经所述词序相同，但都未加诠解，遂使其本义不明，歧见纷起，成为《诗经》研究史上的千古疑案。丽最为夹缠不清的，莫过于赋、比、兴三义。自汉儒郑众、郑玄起，基本都把它们概括为《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