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与“社会”: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Community”的探析

“共同体”(community)和“社会”(society)在西方思想史和杜威的思想中都有重要区别,虽然少数时候可将“community”翻译为“社会”,但在大多数时候,杜威赋予了“community”独特内涵,而且这种内涵是其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从语源学视角考察后可知,“共同体”是一个真实鲜活、亲密包容、合作共享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个松散分离、机械冰冷、优劣不齐的无机体。在杜威的词汇中,“社会”是一个中性词,而“共同体”则与“民主”是一个意思。在杜威看来,民主是“自由而全面交流、交往、参与、合作和共享”的共同体生活本身,他的社会改革理想是将“大社会”(great society)建设成“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此理想体现在杜威的所有教育著作中。在王承绪翻译的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原文52个“community”被翻译为“共同体”的计14处,被翻译为“社会”的计38处。按我们的分析,38处“社会”中的21处应改译为“共同体”。杜威之所以如此重视“共同体”,是因为受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主环境、密歇根大学民主开放的工作氛围和简·亚当斯“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使得杜威成长为参与性民主的最重要的拥护者。从教育角度看,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连续不断的改造与改组,而在自由全面交流、交往、参与、合作和共享的民主共同体生活中,经验最容易实现持续的改造和生长。

“共同体”的解构与重构——由腾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引发的思考

德国社会思想家F.腾尼斯为概括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贡献了一对核心范畴“共同体”与“社会”,其初衷在于把“社区”界定为基于一个生死相关、守望相助、患难相惜、有无相通的共同体。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已经衰落。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于引导现有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用一种新的机制把他们再组织起来,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方圆中的“共同体”与“社会”

与其把《我不是潘金莲》看作是隐喻的"官场现形记",毋宁说它以方圆的镜头转换形象化地展示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共同体"向"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电影中,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李雪莲不是习惯于法治化生存的现代公民,各级政府官员也不是熟谙科层制管理的现代公务员,电影本身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一个典型文本,李雪莲的个人遭际因而也成为中国人承受现代性阵痛的集体体验。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阈下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失衡及其重塑

社会心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心理基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能有效消解当代中国基础社会心态失序的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与社会心态之间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人民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一环,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实践指向,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逻辑耦合,具有本质相关性、整体联动性、互构共生性,为推动构建良好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存在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带来基层社会心态失序、“陌生人社会”带来基层社会信任危机、社会治理主体单一导致社会参与意识淡薄、基层社会心态圈层化催生群体极化现象等问题,一定程度影响并阻碍着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和成效。因此,亟须完善社会心态失衡的疏导机制、利用数字化手段建设社会信任、激化社会心态治理的多元参与、整合多方资源打破社会心态圈层,切实推进和谐社会心态秩序的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从社会心态说开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心理建构和行为模铸,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广泛认同和长期保持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合理借鉴社会心态理论,探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可以从五个方面“深耕细作”:以自我归类促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在“五个认同”中助力汇聚效应的发生与拓展;以“四个与共”为重点涵养良好的社会行为意向;在“四个正确把握”中激发互动模仿;建立网络预警机制为正向共享现实性生成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这五条路径内外兼修、知行统一、虚实融合,共同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系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国家安全的六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不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治理从“社会建设”领域调整为“国家安全”范畴,这并非是内容的简单位移,而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全方位变迁。我国社会治理效能体现的关键在基层,核心在基层,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下主要集中于制度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资源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六个层面。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探讨国家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断向国家安全赋能。

合作共产与价值共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向往的基础工程,也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合作共产”与“价值共创”从外在赋能与内在聚合两个维度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结构支持和情感维系。“合作共产”与“价值共创”以公共服务合作共产为媒介,通过合作共产中各类社会主体的结构共嵌、合作共治和互利互惠,整合各方参与主体,缔结多方社会关系,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共同创造基于信任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等公共价值的情感理性,促进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治理过程的参与性和治理成果的公共性,维护并持续发展社会治理共同体。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结构-行动”特征

在“结构-行动”视角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要素结构呈现主体从二元到多元的变迁,其间贯穿着规则的多样化以及强调地区社会文化资源的应用;区域结构是村社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三个圈层构成的同心圆,其中村社共同体建设是基础,公共性拓展是联结村社共同体到国家共同体的主轴。结构特征型塑出政府引领、强化联结以及内外融合、资源转换的行动路径,在集体行动中,资源更多地由“公”转化为“共”和“私”。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特征昭示着政府引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未来需进一步强化与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建构行动者网络,并注重使用新的治理技术。

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探究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从单一的治理工具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核心部分,不仅是赋能政治共同体建设和利益共同体建设的全新引擎、关键保障,而且是赋能价值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联结纽带。同时,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面临着数字技术自身发展不成熟、既有的治理体系与治理思维难以适应社会快速转型发展要求等现实困境。坚持“数字技术+政治共同体建设”、完善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利益共同体建设的体制机制、平衡数字治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继续推进价值共同体建设,则是不断优化数字技术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策略选择。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现状、热点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分析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8-2023年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领域的发文量、作者及机构合作、关键词进行整理,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该领域研究发文趋势总体向好;核心作者以于水、徐亚清、张康之等为代表;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研究热点围绕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布设、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城乡社会治理共同体三方面展开。未来应继续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从外部力量的壮大与多学科思维互动、强化现实性分析,与中国实情结合等方面,对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立体化、现实化、本土化、学理化研究。

建构实践共同体:基层社会救助创新机制研究

社会救助不仅是为困难群体提供兜底保障和发展支持的民生制度,也是促进社会发展和提升社会治理质量的重要环节。通过对成都市W区“有温度的社会救助体系”创新实践进行嵌入式案例分析发现,Y社区与M村在城乡环境制约中走出了“外部知识学习”和“内部经验深化”的创新路径。基于实验主义治理和实践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基层社会救助创新具有组织正式化、学习实践深化和技术规范化等3条线索。这3条线索相互交织,使多元行动主体的情感联结得到强化,形成基层社会救助创新的协调机制、学习机制和再生产机制,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救助创新。通过基层社会救助的创新实践,多元行动主体正在突破社会治理的“二元模式”,这些经验值得推广借鉴。

场域、模式、动能:高效能治理视阈下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高效能治理是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建设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当前,全国各地从家庭治理、社区治理、城市治理、农村治理、网络治理等场域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样态与基本方式,不断创新“共同缔造”“枫桥经验”“千万工程”“智慧治理”等实践,坚持人民至上,最大限度地把我国共建共治共享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新时代更好地适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需要持续完善党建引领机制,促进多方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健全协同合作机制,完善高质高效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创设制度型开放机制,优化全领域全要素的利益共同体;构建应急处突机制,形成跨区域跨部门的应急治理共同体;创新智慧治理机制,借助数据算力算法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动能。

南来北往:中华民族共同体南北互动交融过程的社会史阐释——以长城为纽带的中原与北方民族关系论

长城作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各国十分熟悉的伟大工程及历史名胜古迹,是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社会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南北区域相互扩张和流动的轴线,更是以血缘为坐标的族性社会“纽带”。虽然,后人对长城持有不同的认同态度并赋予了多样的历史意义,但长城作为多元文化类型的秩序线,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南北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和多民族国家的和谐、融合与发展。长城的社会性价值和历史性意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史应挖掘的传统遗产。

社会互赖理论视域下中国特色学徒制校企共同体构建

构建校企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学徒制在全新场域下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基于社会互赖理论视角研究发现校企共同体构建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剥离、合作育人难以落实、质量标准体系缺失、评价管理制度滞后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制度供给不够完善、利益补偿机制缺位。基于以上分析,未来学徒制可从构建职业院校与企业目标互赖、合作互赖、标准互赖、评价互赖四位一体的实践路径,为校企一体化建设提供发展指南。

社会网络视角下党建引领西藏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以扎囊县德吉新村为考察中心

基层党组织是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建引领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根本路径。西藏自治区扎囊县德吉新村党组织以社会网络构建为突破口,遵循“节点激活-边线联结-域面优化”的社会网络再造路径,即以党建引领组织建设激活并统合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关系节点,以党建引领制度建设与党建引领文化建设为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关系节点联结提供外在支撑与内在活力,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建设为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关系节点提供结构连带优势与实践场域,催生社会网络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增强社会网络的内在凝聚力。构建以增进社会有机团结为价值取向、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价值追求、以提升基层社区社会治理效能为价值目标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以期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实践样本。

集成式耦合: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有效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存在行政推动有余而内源活力不足问题。基于国家善治与筑牢基层基础的要求,集成式耦合既追求共同体要素的集成,又重视增强治理要素间以及秩序与活力的耦合效应。治理取向上,它贯通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路径,推动国家与社会双在场。治理基础上,它从价值认同、利益整合、激励保障和资源聚合等维度,稳固基层秩序并激发社会活力。治理结构上,它积极应对属地管理和科层制治理所带来的挑战,注重多方协同、上下联动和系统集成,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致力于提供目标导向、基础保障、动力支持和科技支撑,集成式耦合借由价值机制培育目标共同体、利益机制塑造利益共同体、激励机制形成责任共同体、智慧机制打造数字共同体,进而构建立体化、动态性和可持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高质量发展的现状诠释与体系探索——以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研究视角

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包括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方向引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现实启示、地方层面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路径部署。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自主设计系统性不足、组织管理系统性不足、平台建设系统性不足、品牌建设系统性不足。据此,提出基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体系优化策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同向同行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认知体系;规范组织建设,构建精准施策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管理体系;打造实战平台,构建多点多维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实施体系;培育拳头产品,构建“一校一品”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品牌体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探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凝练和现实表达,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密关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彰显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文化自觉,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方向指引;通过树牢法律信仰、型构法律原则和融入法律规则,弘扬国家与民族的整体价值导向、概括指引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并具体设定微观的行为模式和制度指示,实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法治实施的指引和推进。新时代新征程,要关注宪法核心价值观条款完善、民族工作基本法律的核心价值观融入等问题,在规律、技术与价值相互交融的视域下促进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路径优化。着力增强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系统性、针对性和精准性,推进入法理念的升华和入法技术的完善,在对各族人民现实生活场景的科学指引与能动改造中推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研究——以“有事来协商”为例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顺应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农村协商民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文章借鉴IAD框架的分析思路,立足“有事来协商”个案实践经验,提炼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并从提升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建立协商对话的运行规则、坚持话语共识的实践导向、增强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提出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协商民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