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共同善”的维护

"共同善"这一概念的内涵有双重维度:第一,作为个人完满的"共同善",也即所有个体都以某种方式的自我实现为最终导向;第二,作为协作之善的"共同善",也即我们在政治哲学中所说的"公共善",这样的协作之善构成了所有人自我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一个直接危害就是对"共同善"的损害,这不仅仅体现在对生命这样一个个人完满的基本方面的剥夺,也体现在对一个人的长远的自我实现的影响。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全面、迅速以及有效的防控手段都体现出了对"共同善"的维护,包括对生命、财富、个人尊严等作为个人完满之善的维护,而此次全国上下一心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协作之善"。"共同善"的维护不仅是我们疫情防控的导向和目标,同时它也给我们的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第一,永远将人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第二,在每一个行动之中都要尊重每一个"共同善"。

桑德尔“共同善”理念的实践基础探析

南京本文以美国社群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的伦理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其“共同善”概念的提出过程及其主要特点出发,对比社群主义语境以外的“共同善”相关思想及概念(如功利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以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中关于共同体和善的相关思想),进而对桑德尔的“共同善”思想进行阐释,探讨其群体实践基础及个体实践基础,分析其“共同善”对当下政治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实践意义,进而探索当下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由“共同善”的伦理诉求出发,桑德尔倡导了一种积极的公民观和国家观,他强调公民的道德参与和共同体对公民的道德培养,试图为西方政治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公共困境提供解决方案。

国家治理与公共利益的达成

公共利益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政治共同体中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并以政府为主导所实现的“共同善”。在现代语境下,作为一种“共同善”的公共利益需要通过治理来达成。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进一步引发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动。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结构中,需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从而推进以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国家治理。

个人信息权的权利证成

个人信息权在我国仍然只是一项新兴权利,而非法定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于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占据强势地位的个人信息利益保护论,其核心观点是个人信息权会阻碍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实现。个人信息在流通利用中产生价值,个人信息权亦在流通利用中被赋予数据主体。个人信息权与公共利益并非对立关系。个人信息权是自然人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个人信息有限的自主决定和控制权,而非排他占有和圆满控制。人的尊严与自主性作为内在理由,可以独立证成个人信息权。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共同善"作为个人信息权的外在理由,可以为个人信息权的证成提供辩护力量。个人信息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可以有效弥补单一行为规制模式的缺陷,并构成对效用最大化的边际约束。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应当成为整个法秩序的共同使命,形成公法和私法的双重保护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