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富”和“共富”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围绕"先富"和"共富"的关系的哲学命题,试图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从矛盾的视角看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实现对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澄清对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带动共富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更好把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目标的哲学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经典表述。

分配领域中“先富”与“共富”关系问题研究

"先富"与"共富"是两个含义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范畴;这两个范畴同效率与公平存在相互交叉的多维的复杂关系;在这种复杂关系中,收入差距必须相对合理是焦点和统一点;统一是相对的,不统一是绝对的,共同富裕就是在这种统一与不统一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实现合理的措施主要有"提低、调高、保困"以及"打非"和完善体制机制等。

“先富”与“共富”关系的再探索

"先富"与"共富"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提出来的一脉相承的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先富"与"共富"可统一于"生产力的发展"之中,也可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还可统一于"科学发展"之中。

和谐社会构建中“先富”与“共富”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论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对待“先富”与“共富”是一个重要课题。先富带后富,逐步缩小差距,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浙江省乡村“共富工坊”模式探究

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因地制宜创新出乡村“共富工坊”的共同富裕建设模式,以党建引领作为基层抓手,整合多种资源,助力乡村产业运营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探索模式,针对浙江省乡村“共富工坊”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应从用工规范、赋权增能、多元监察和健全制度等方面进行优化,助力乡村“共富工坊”高质量发展。

基于“八八战略”的“共富工坊”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以桐庐县为例

文章以桐庐县为例,探讨了“八八战略”指导下,“共富工坊”如何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桐庐县通过建立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实现了农产品销售、帮助农户增产增收和脱贫致富等多方面的目标。此外,该地区正大力推动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的发展,目标在2023年年底之前,全省建立1500家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确保山区26县全面覆盖。为解决桐庐县外来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电商直播行业技术升级和创新压力等问题,桐庐县可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加强直播人才培养、提升产品质量、完善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体系、加强市场竞争分析和平台规范建设、加大技术投入和创新力度。同时,桐庐县还需坚持系统观念,创新组织模式,聚集直播人才,强化共富理念,打造全链条产业互联互通共富共同体。

“共富式”金融的生成逻辑与发展取向——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例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力量。“共富式”金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是强化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重要体现。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探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为“共富式”金融体系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条件。目前,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转型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农村产权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深入开展产品和服务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了金融的要素配置功能,助推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未来“共富式”金融体系的完善仍需在强化顶层设计与协调机制、扩大转型金融成果运用范围、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金融服务精准性、构建完善金融产品创新政策体系、建立“三农”数据统筹共享机制等方面不断优化调整。

共同富裕背景下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以浙江嘉善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为例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富工坊”是实现区域内电商发展、走向人民共富的重要途径。浙江省嘉善县依托于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契机,大力推进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建设。发挥电商的资源整合、市场渠道、产业联动等作用,结合嘉善地理位置、政策支持、产业配套等优势,以及产业层次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电商人才缺乏等现实问题,因地制宜采用“电商+品牌”“电商+合作社+村集体”“电商+文旅”“电商+营销”等模式完成15个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可持续、多元化发展,打造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嘉善样板”。

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历史考察

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历史演变:1975—1978年,“大政策”的提出阶段;1979—1984年,根据改革初期的实践对“大政策”的进一步思考,提出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两极分化;1984—1992年,在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后对“大政策”思考的侧重点,是强调先富带后富,东西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990—1992年,提出对“大政策”具体走向的时间和方式的初步设想;1992—1993年,对“大政策”的最后思考,提出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问题。

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构建和谐社会

从社会主义本质上来讲,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一致性,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和必然要求。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不高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要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民富”是“共富”之基——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点体会

大多数人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根基。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富裕,必须着眼全局,从加大民生投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积极扩大就业三个关键环节来整体推进。

“共富班车” 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湖州实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向着更远的目标谋划共同富裕,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党中央、国务院给予浙江的重大信任。共同富裕看浙江,“浙”里富裕看湖州,“共富班车”利用“班车”为形象载体,开入千家万户,开进群众心坎,实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为“共同富裕”这个大课题提供了精准破题的“小切口”。湖州作为浙江省首批共同富裕“缩小城乡差距领域”建设试点城市,要进一步完善班车模式,推进建设高质量共同富裕示范区。

“共富企业”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研究——以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为例

“共富企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村集体资产引进社会资本和国有资本形成的新型经济主体。文章考察了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共富企业”个案,发现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共富企业”能够有效整合政府、社会资本、村集体三方优势资源,从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能力,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激发文旅融合、生态长效发展等,实现民、企、政携手共进的三赢局面。“共富企业”创新模式还拓宽了农村经济形态,对有效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未来乡村”共建共享平台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浙江温州的调研

温州“共富型”财政政策实践在发挥各级政府职能作用的基础上,充分整合农村集体经济资源、政府财政资源和产业资本市场资源,通过改变支农支持方式,引导村集体承接农业产业类项目,并吸引镇域范围内其他村集体、农户和社会资本等共同参与,共享所有权益和收益成果,通过搭建形成“未来乡村”共建共享互助平台,从而构建起一个新的集体经济治理模式,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这对于促进农村地区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未来应当紧扣“提低、扩中”关键路径,围绕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与市场结合探索平台建设、机制创新、项目运营的关键切口,形成具有突破性改革、示范性共富以及普遍性推广意义的试点经验。

如东“共富共建”谱写扶贫新篇章

苏中老区如东县虽已基本实现小康,但全县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贫困农民、贫困职工仍达5900户,约占总户数的2%。2001年冬,县委决定在全县党组织中开展'共富共建'挂钩活动,下发了红头文件,召开了动员大会,各村、乡镇党组织分别签订了责任书。全县有帮扶能力的党员干部共35000名,都分别与贫困户结对,扶贫任务落实到户。'共富共建'挂钩活动开展后,各级党组织都十分重视,坚持活动制度化、对象固定化、扶持经常化。

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

我国“三农”工作已经进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助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农村金融必须构建功能完备、可持续性强的更高质量水平的“共富式”金融服务体系。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量的提升”和“质的提升”两个维度构建“共富式”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回顾新世纪以来共同富裕导向下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变化,并结合新时期农村金融需求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详尽阐述“共富式”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亟待提升的现实问题。未来,农村金融改革亟需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供给结构、创新“共富式”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形成共同富裕导向的政策协同支撑体系、围绕农村制度改革推动形成良性互动的金融生态,构建形成“共富式”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

市民诉求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创新——以浙江省湖州市“共富班车”实践为例

城乡融合发展是依循城乡居民共有诉求、通往城乡共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力举措。近年来,“信息-权利-文化”层面的不确定性日渐增长,将城乡融合发展拖曳到要素脱域、组织脱嵌、行动脱耦等多重挑战共存的深层风险之中。城乡之间具有异质性与流变性,而传统的任务驱动型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秉持均质化社会的思维想象,延展了治理资源有限性与公共事务复杂性之间的张力。浙江省湖州市“共富班车”实践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反身性地借用“信息-权利-文化”的内在特质,靶向攻克城乡空间融合、要素融合、社会融合的策略性困境,体现出以政民互动为逻辑起点,以信息共享、利益共容、文化共生等为改革着力点,再回归到“共同富裕”价值终点的实践过程。

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运用“共富型”财政政策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推动乡村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依然面临着缺资本、缺内容、缺运营、缺整合;收益少能力弱,村集体作用难以发挥;不平衡缺引导,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有待提升的问题。未来打造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共富型”财政政策撬动作用,实现财政投入从“单个项目”到“集体共享”,资源禀赋从“独有”到“大家有”,项目实施从“村管”到“专业管”,平台对接从“村找项目”到“项目找村”,利益分配要兼顾“资产收益”与“劳动收益”。

浙江省支持“扩中提低”财政政策——以温州市X区为例

为加快推进“扩中提低”工作,温州市X区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通过健全组织保障、用好精准画像、开展跨部门协同、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创新帮扶模式和保障劳动者权益等举措,充分整合集体、产业、财政资源,引导产业升级,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期实现地方共同富裕目标。未来,应当紧扣“扩中提低”关键路径,围绕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与市场结合探索平台建设、机制创新、项目运营的关键切口,形成具有突破性改革、示范性共富以及普遍性推广意义的试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