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诗歌：内与外的反思”笔谈——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在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曾经一度被极端边缘化。按照常理，先锋被边缘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它突破禁区的必要代价。但是极度边缘化也使先锋诗歌受到某些伤害，比如交流渠道的限制使写作者无法就诗学问题进行顺畅的交流，比如传播渠道的匮乏使诗歌无法抵达理想读者的手中，更没有契机唤醒那些潜在的目标读者。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网站、论坛以及电子邮件、聊天工具都使诗歌的交流和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便捷。到了2005年，逐渐升温的先锋诗歌从网络返回地面，各种诗歌活动此起彼伏。仅4月份在北京、苏州和广州三地就举办了多种诗歌活动，诗人们来回奔波在北、中、南三座城市之间。

班级管理的“内政”与“外交”

班级作为学校的一个特殊团体，它承载着学校发展的历史使命，而作为这个团体掌舵者的班主任，该如何将这个团体带领好，让它的每位成员都能得到发展，不仅学习得到提高，而且做人做事等方面都能有所进步，这一直以来是每位班主任所思考和期盼的问题。下面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谈谈如何做好班级管理工作。

“先锋诗歌：内与外的反思”笔谈——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诉愿制度运作成效之实证评估架构——以中国台湾地区“内政部”2006—2009年诉愿案件为例

中国台湾地区每年有数万件诉愿案件，但却少见以诉愿决定为主题的实证研究。本文除以台湾地区“行政院”所公布的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相关统计数据为研究客体外，抽样台湾地区“内政部”2006年至2009年近900件诉愿案件，以逻辑回归模型、费雪精确检验、叙述统计，分析抽样案件。本文提出“诉愿程序更正比例”为新的指标，用以辅助评估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的运作成效。该指标计算诉愿程序所发现的行政处分错误，占诉愿暨诉讼程序所发现的行政处分错误之比率；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的诉愿程序更正比例为91％。此外，本文发现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倾向尊重原处分机关对“非法律专业”案件的事实认定；并且，诉愿决定书较少记叙“合目的性审查”的内容。再者，当事人较少陈述意见，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会”更少举行言词辩论。最后，台湾地区“内政部”诉愿审议时间一般短于台湾地区“高等行政法院”审议时间，但有23．8％的诉愿人未接受诉愿结果而向台湾地区“行政法院”提诉。

劳动规章诉讼模式之反思与重构

现行的对劳动规章“间接诉讼、附带审查”模式客观上纵容了企业的规则侵权。为有效救济企业的规则侵权．允许劳动规章直接诉讼势在必行。由工会组织软弱无力、劳资集体协商流于形式的现实所决定，无论是从内容上限制劳动规章的规范事项．还是从程序上限制企业的规章制定权，均不切实际。劳动规章直接诉讼的主要障碍在于如何防止司法权过度干涉企业的“内政”。

老伴,老来伴

父母亲大半生聚少离多。他们真正安安稳稳在一起生活，是在离休以后。朝夕相依相伴，他们感到很幸福，但同时也发现了各自在情趣和爱好上的差异。对此，他们不强求一致，互不干涉“内政”，或者各退一步，进行一些必要的自我调节，以适应、照顾对方。

昭君怨

吴伯雄“内政部长”大人：小女子名叫王昭君，今年30岁，在台湾土生土长，高职毕业，今有一大难题，不知向谁诉求。想想吴部长既然是管“内政”的，小女子又是“内人”，找您帮忙大概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