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博物馆的“再媒介化”实践——以三大博物馆抖音官方账号为例

公共博物馆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装置”,承担着向公众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博物馆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意味着把博物馆本身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在保留其媒介特性的基础上与新时代媒介进行融合——博物馆的“再媒介化”。研究选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抖音官方账号,对其发布的视频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深入探讨其在短视频平台的具体传播实践以及如何结合博物馆原有的内容与传播特性进行“再媒介化”的过程。结果表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革命历史和军事知识作为基础文本,知识专精性强,采用专业化与生活化兼具的文本表达,体现了“直接性”特征;故宫博物院展览以复古的精英美学价值及生活方式为特色,采取了大众化与娱乐化的叙事逻辑,其制作的精美短视频推动了线上传播与线下体验的相互建构,展现了“超媒介性”的特征;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国之重器”的珍贵藏品为特色,然而,具有“碎片化”特性的短视频平台尚未全面展示传统的脉络化线性叙事逻辑,存在未来创构新的表现方式的空间。

“再媒介化”语境下的数字出版传播特征

数字出版自1995年开始崭露头角,以“内容+终端”的亚马逊模式开启新旧出版模式的融合并置。诸如知乎、豆瓣等数字出版形式为传统出版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促使其感知建构交互高维共情、叙事创新打造数字路径、消解原生语境实现语境重置、结合媒介时代激发审美趣味,进而突破媒介之间的阻碍,激活出版发展新视角的开辟。

以费穆与崔嵬戏曲电影创作为例看戏曲片的“超媒介”与“去媒介”

戏曲片作为中国独有的片种,展现着与一般故事片不同的艺术规律,在创作中汇聚了电影二度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深入研究崔嵬和费穆的戏曲电影创作观念,可以发现崔嵬致力于“去媒介性”,试图在电影作为再媒介化工具的视域中最大程度地消隐自身的媒介痕迹。相反,费穆更加强调“超媒介性”,通过电影独特的语言和调度方式,将戏曲片多媒介化,赋予其更广泛的媒介特性。与戏曲相对,电影的去媒介化突显了戏曲的主体性(戏曲的超媒介化),但同时也强调了摄影机的在场,却消弭了戏曲的主体性(戏曲的去媒介化)。本文通过分析这两位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戏曲片导演的电影语言特性,探讨新中国建立前后两个时期电影和戏曲再媒介化的两种创作观念的变化,进而深入讨论戏剧性在现代电影中的典型化与重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