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再生》与“再生派”

《再生》是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份重要的连续性刊物,其出版发行和编辑、经费等问题折射出组党派办刊的一般问题;"再生派"学人的聚合既有历史的机缘,又有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在年龄层次上构成一个梯队,在职业界别和学科分类上交错互补,形成一个群体的"权势网络"。以二张为代表的中国国家社会党人从历史谱系上看与康、梁研究系尤其是梁启超的政闻社一脉相承,从"再生派"学人的人物谱系来看,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乡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等形成不同层次的"轮状结构"。

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外——“再生派”的文化态度

"再生派"与本位文化论以及全盘西化论不同,他们认为心与物是不同的,制度实体和制度的精神、文化实体和文化的精神应该有所区别。因此,学习西方应该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文化形式。"再生派"的基本文化态度是,既借助外因又催生内因,既欢迎外来和尚又念本土经。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并非是"本位"还是"西化",而是"主体"和"内容",他们要确保文化主体的挺立和学习内容的丰满,避免主体的沉沦和自由、平等的空心化。

论20世纪3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内涵

国家社会主义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易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所谓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产业集中经营形式下大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既尊重个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高效灵活的私营经济,又强调整个社会的有计划生产;普产主义则吸收了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公道和社会平等的内涵。国家社会主义希望通过集产主义与普产主义的结合达到"人人有产,人人均产"。但这一过程中如果单纯由国家起主导作用,则会造成苏俄式官僚机构膨胀,社会最终通向"奴役之路",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尔特社会主义中行会的作用,利用社会团体的力量制约国家为恶。这样就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维持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