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随着户籍改革持续深入,中国数亿人口经历了“农转非”过程,深入分析“农转非”人口的福利态度,可拓展对福利态度与福利制度、人口迁移间关系的讨论。本文对CGSS数据的分析发现:“出身乡土、告别农村”的“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低于城市原住民。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塑造了“农转非”人口自身承担更多责任的福利伦理,跨制度转移通过提升其对社会与自我发展的积极预期,抑制了其对政府照护的偏好。由于“政策性农转非”和“选择性农转非”的路径差异,“农转非”人口内部也存在观念异质性。该研究结果启迪我们,经典福利态度理论的内涵和生成机制具有复杂性,其对于确定我国政府福利责任边界的参考价值有待商榷,决策者更需考量客观福利供给水平。同时,福利态度研究还需进一步对其伦理内核加以阐释,才能为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农转非”与幸福感获得——基于CHIP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实现身份转换,成为城市里的永久居民。身份转换的农村人能否在城市里感受到幸福,关系到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探究城镇居民中“农转非”经历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另外,本文将“农转非”分为“自致性农转非”和“政策性农转非”,以探究不同的“农转非”类型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是否拥有“农转非”的经历对居民幸福感的获得没有显著的影响,“农转非”的类型则会对其产生显著的影响。与“政策性农转非”相比,“自致性农转非”居民的幸福感更强。倾向得分匹配的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这个结果是稳健的。另外,本文还进行了渠道检验,“自致性农转非”通过影响居民的单位时间工作收入、工作时间和合同性质影响居民的幸福感。

对水资源“农转非”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的水资源"农转非"现象日益凸显并具有"多赢"的社会经济效应,既能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又能推动农业节水和工业发展。水资源"农转非"的潜在负效应是"如果转换失控,可能会损害农业和农民的用水权益"。为防止"转换失控",应认真地考虑对农业和农民的补偿及对水资源"农转非"现象的调控和管理。补偿的形式可以是价格补偿、节水投资补偿或新水源补偿;调控管理的重点应该是水资源转移的数量调控和程序调控等。

水资源“农转非”的市场调节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和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水资源"农转非"现象严重,虽然从总体上提高了水资源的经济价值,但是水权转换过程中行政"平调"所引发的低效率和"寻租"问题也日益突出。该文设想引入市场机制调节水资源"农转非"关系,提出了农用水权有偿转让、让价格起主导调节作用,政府对水权转换的主体、客体、价格及程序进行监督管理等运作要点。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 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CGSS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在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以2008年数据为基数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平衡时间跨度带来的货币购买力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三峡库区“农转非”移民市民化适应性分析

为探讨三峡库区"农转非"移民适应性,通过社区走访、向专家咨询,设计了主要涵盖移民生活适应性问题的17个变量,并运用市民化因子分析方法和回归模型进行定量描述。结果表明,"农转非"移民适应性与社会保障、移民心理、人际关系、技能培训有重要关联。研究认为,需进一步完善移民保障制度,创新职业培训模式,增加移民社会资本,完善社区工作机制,努力实现移民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对自贡城郊“农转非”居民的实证调研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农转非"居民数量激增。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群体,"农转非"居民的社会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实证调查发现,由于城乡间体制、制度和政策缺陷、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农民自身思想观念、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的不适应,使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市民化道路严重受阻。对此,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严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积极稳妥的处理好城市化与"农转非"居民市民化的关系,使之可持续地发展。

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时空演变及驱动力

运用重心模型与ArcGIS10.2软件,探讨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时空变化趋势,采用岭回归模型对其驱动因素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重心轨迹整体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且呈阶段性变化特征;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豫中、豫西较高,豫东、豫南、豫北较低;济源等8市“农转非”程度均有所提升,三门峡等7市保持稳定,南阳等3市则有所下降;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驱动因素的时间效应存在差异,依据驱动因素的正负效应以及变化情况可划分为4种类型,分别对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具有驱动、约束、调节和不明显的作用;河南省水资源“农转非”驱动因素的空间效应存在差异,不同区域驱动因素作用的差异显著。

“农转非”居民安置小区物业管理: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杭州市的调查与思考

"农转非"居民安置小区是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和"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小区,在物业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已成为社区管理的难点和盲点,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大社会问题。在对杭州市主城区"农转非"安置小区物业管理状况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剖析了此类小区物业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从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的角度,提出加强"农转非"居民安置小区物业管理的思路和建议。

水资源“农转非”背景下的农业节水技术选择问题研究

水资源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积极探索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形式是当前和今后的重要任务。水资源"农转非"作为水权流转的一种,既有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优势,也存在可能威胁粮食安全和损害农民利益的潜在危险。通过对水资源"农转非"制度的分析可知,经济补偿和技术补偿是实现水资源"农转非"的关键环节。本文据此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农业节水技术选择机制,可较好地实现二者的良好转换,进而为水资源"农转非"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农转非”:农民为何不愿做城镇人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贵阳市第三季度全市180万农业人口前来办理"农转非"的为293人。2008年全市仅办理"农转非"10020人,不足贵阳市常住农业人口的0.006%。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重要指标的"农转非",曾经是无数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却出乎意料地遭受冷落。

报账制：有效预防涉农资金“农转非”的“防火墙”

财政涉农资金县级报账制是为确保涉农资金专款专用，督促项目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由县级财政设立专户．项目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实施责任书、项目实施计划和项目实施进度，提出用款计划并附有报账凭据，按规定程序报财政部门审批，据以请拨资金的管理制度。列入报账制管理的资金包括本级财政预算资金、上级财政补助资金。

“非转农”渐火,“农转非”降温,城镇化期待新思路

在我国城镇化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一些地方悄然出现了户籍＂非转农＂现象,与通常＂农转非＂的城镇化趋势相反,部分人希望将城市户籍转为农村户籍。类似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另外一个相关趋势也引人关注,那就是我国农民＂农转非＂的意愿越来越低,一项针对全国的调查也显示,有75%以上的进城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业户口。由于这种现象与城镇化的大趋势相反,很多人称之为＂逆城市化＂。＂非转农＂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并非全国普遍现象,＂非转农＂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与城市差距较小的地区,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农民工“农转非”个人决策影响实证——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城市融入的视角,通过对2014年重庆市农民工"农转非"意愿调查的实证,梳理农民工"农转非"的个人决策影响因素,并检验重庆市关于农民工"农转非"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城市就业、生活情况和农村联系情况对农民工将"农转非"的决策都有显著的影响。工作稳定性、家庭收入水平、城市住宅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参与度越高,在农村没有经济利益牵绊的农民工往往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因而其"农转非"的倾向越强。据此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公积金体系,并赋予优先分配权;完善土地弹性退出机制,创造和谐就业环境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影响其"农转非"个人决策的重要策略。

招远市严把“四关” 管住支农资金“农转非”

一、严把“制度管理关”,实现管理规范化 按照“先建制度、后拨资金，先规范、后运作”的总体要求，逐步建立规范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促进包括项目立项、选择、实施、竣工、后续管理等资金运行全过程管理的规范化。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了《招远市农业综合开发县级财政报账提款制度》、《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核算办法》、《招远市财政资金日常监督办法》、《招远市财政监督工作实施办耘妨及镅远市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报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二是积极推行县级报账制。对财政扶贫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新时期“农转非”制度评析

1977年后,我国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农转非"制度开始松动。随后,国家对"农转非"制度进行了适当调整,并不断出台新规定。这一系列"农转非"新政策虽然临时解决了一些社会老问题,但是也产生了不少社会新问题。新时期的"农转非"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没有建立起良性的户口迁移秩序。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转非”现状及对策研究——以龙泉驿区同安街道为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已开启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目的是让农民脱贫致富,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进一步推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我国"新四化"进程。文章以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调查,系统探讨了该地区"农转非"发展状况及一系列成功经验,发现了在社会保障机制、就业制度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制约"农转非"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提出了"农转非"遇冷、希望落户大城市,以及如何有序推进"农转非"方面的一些新问题。为此,按照中央新型城镇化精神,重点从机制与制度创新,提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市民化推进与城镇化发展相协调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转非”、人力资本回报与收入不平等 基于分位数回归分解的方法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户籍人口实现了身份转换,成为制度认可的新市民。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即使户口状况相同,"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分位数回归及其分解的结果显示,"农转非"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仍受到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视,且歧视程度随着分位数的变化呈现倒U型趋势。同时,"农转非"人群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歧视降低了自致型"农转非"人群相较于城市原居民的禀赋优势,而外致型"农转非"人群则面临人力资本劣势与就业市场歧视的双重压力。

“农转非”身份、创业与市民化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农业人口市民化问题得到了学界的持续关注。文章将2010—2017共五次的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进行合并,考察了“农转非”身份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并基于此探讨了农业人口的市民化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农转非”身份会促进创业,该结论在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验证后依然成立;第二“,农转非”身份促进了创业强度;第三“,农转非”身份会促进创业,一是因为具有“农转非”身份的个体缺乏与原城市居民平等的外部就业机会,二是因为“农转非”过程的选拔性导致拥有该身份的个体往往具有更适合创业的个人禀赋。研究结果表明,即使获得城市户口,城市的新移民与原居民依然是两个存在诸多不同的群体,城市户口的获得与市民化的完成是两个不同步的过程。

三峡工程“农转非”移民群体的经济地位分析

三峡工程移民中有许多属于失去了土地的“农转非”移民。他们非自愿地成为了城镇居民,这些“农转非”移民本来就处于贫困状态,再加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他们经济地位低下,处于社会的底层,必须给予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