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理论解读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肇始于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的学术论争,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运动使这种思想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发展成一股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浪潮。对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涵义,可以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去理解。观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理念或者思想,从合目的性的角度出发,将刑法视为实现刑事政策目的手段之一,将特别预防和防卫社会作为刑法的主要任务和首要价值,在法治的框架内灵活地对待犯罪和罪犯。实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趋势或者动向,指的是刑法的制定和适用要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反映刑事政策的动态变化,从防卫社会的目的出发,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现代理论基础有三:即机能主义的刑法观、相对主义的犯罪观和非刑事化的刑事责任观。

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的实践考察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主导趋势,并且正在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潮流。虽然主观主义刑法在犯罪论领域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仍有一定的表现,期待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严格责任罪的确立、亲亲相隐行为免责化、被迫行为免责化等就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的反映。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刑事责任、刑罚设计和刑事司法中。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事责任方面主要表现为为现代刑法制度提供刑事责任的根据,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罚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刑罚个别化和刑罚多样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刑事和解。

论中国式治理语境下刑事政策现代化——以刑法观融合为路径

在中国式治理语境下,刑事政策现代化应当以风险主义刑法观为理论基础,以安全刑法、市民刑法观为两翼,继承“德本刑用”理念合理成分,促进刑事政策、刑法体系中的人道性与科学性,实现刑事政治向现代刑事政策转变。应保持刑事立法活性化态势,逐步构建刑法典、领域化的附属刑法与单行刑法犯罪应对的规范群,并做好应急刑事立法储备。在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指导上,做到立法入罪化与司法适当出罪化的有机结合。以社会化行刑、企业合规等为抓手提升刑事政策实施社会化水平。改变以刑罚为中心的刑事政策模式,通过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应急刑事政策等政策体系,加强刑事政策全民参与。

系统法学视域下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演进与贯通

刑法教义学系统在规范上的封闭性是刑法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认知上开放的前提,刑法教义学具备内部权威观点的选择体系,教义学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法律人专业性的发挥,需要明确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之间的界限,发挥刑事政策对刑法教义学的补充和参照作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之间的融合与贯通是未来刑法发展的方向,为更好地实现二者融合与贯通,需要发挥两个系统的结构耦合作用,加强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沟通,实现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双向相助,借系统耦合作用而相得益彰。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以慎诉刑事司法政策为根据的程序性规模化出罪

国家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是实质性开启程序性规模化出罪进程并将此类出罪固定为司法常态的根本原因。我国刑事法律实际构建了刑事政策主导的分层出罪制度,属于程序性相对非罪化处断的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是受刑事司法政策双重叠加作用的出罪方式,在整个分层出罪制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实定法秩序上,支配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实际控制标准,是“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支撑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制度,是以刑罚需罚性为决定性条件的起诉裁量制度。慎诉刑事司法政策,是明确针对轻微犯罪、以实现程序性规模化出罪为主旨的专门刑事司法政策;实现立法入刑与司法出罪的适度制衡,避免落入微罪轻罪陷阱,优化刑事司法的犯罪惩治与犯罪治理之间的协调关系,是慎诉刑事司法政策无以替代的固有功能和核心价值。实体规范根本无法为程序性规模化出罪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实体规范中的入罪标准与程序规范中的出罪标准,是不同层面的标准,是具有不同功能、解决不同问题的标准,入罪标准是成立犯罪的标准,具有严格限制入罪判断的功能;出罪标准是在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判断公诉必要性的标准,具有审前程序分流、司法相对非罪化处断的功能。实体性入罪标准与程序性出罪标准的关系,实际可以简化为刑罚可罚性与刑罚需罚性的关系。细化程序性出罪必备条件,强化刑罚替代措施附加适用,杜绝检察裁决权违规行使,是规范推进程序性规模化出罪的重要措施。其中,将“符合公共利益”增加为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必备条件,基于司法现实确定“可以免除刑罚”的实际控制上限,是关键性的具体措施。

刑事政策刑法化的理性思考

刑事政策刑法化和刑法刑事政策化是当今刑法学界的共识。本文从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概念入手,通过对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原则和途径等方面的探讨,以期对这一立法趋势有更深入的理解。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我国刑事立法整体上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刑法适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借鉴和发展“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和分析现代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刑法适用中来。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两极化刑事政策导向下的刑法修订——简评2005年最新修订的台湾刑法典

台湾最新刑法修订的立法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价值趋向。大陆刑法应借鉴台湾的立法取向,向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发展,同时关注罪犯的再社会化问题。

刑罚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化解——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总体上存在着"当重不重""当轻不轻"的倒挂性局面。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复归,它应当是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任何刑事政策都应实践性地转化为刑法规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应当加速其刑法化的进程。以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应尽快用修改刑法的方式来根本扭转刑罚轻重失衡的局面。

中国刑法观的预防化发展面向:梳理、反思与证成

中国刑法观的理论建设需要直面“利用何种刑法理论解释中国犯罪现象”“如何化解中国当前面临的犯罪问题”“如何指引司法实践合理处断案件”等问题,因而必须要兼顾学说的理论性、实践性、本土性与科学性。在诸多主要刑法观的理论学说中,积极刑法观、消极刑法观、民生刑法观、常识刑法观均难以实现对上述四个目标的兼顾,中国未来刑法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应当着重发展“预防刑法观”理论。对“预防刑法观”的理论建设可从三个方面展开:在刑法教义学维度,继续坚持法益侵害说,并对集体法益展开从本体论到功能论的研究;在刑罚学维度,加强对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的限制性研究,并在配套措施上缓解刑罚积极预防带来的负面效果;在犯罪学维度,主动引进犯罪学知识论,并在规范刑法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两个方面加强方法论研究。

风险社会背景下刑事政策变化和刑法机能的发展研究

风险社会中危险的发生可能和形态的多样性都在增加,对刑法调整的机能也有了新的要求,刑法保护前置化、安全刑法等问题进入学者的视野。刑法的机能发展和刑事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必须立足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调整刑法机能保护的重点,即在不同领域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争取面对社会风险时从容不迫,达到法权总量的最大化。

专利犯罪刑事政策的刑法化:由隐性步入显性

刑事政策并非刑法难以逾越的樊篱,就专利犯罪而言,贯通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不仅具有理论根据,也具有现实需要,专利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当向从严从厉转变。专利犯罪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包括隐性和显性两条路径,前者主要包括专利刑法保护法益理论的调整、"假冒专利"和"情节严重"的妥当解释等方式,后者则包括完善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加强犯罪预防等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少专利犯罪,需要专利犯罪刑事政策从隐性和显性两方面入手,考虑到当前刑法条文中只有假冒专利罪一罪的现实,刑事政策显性刑法化的思考应当予以重视。

刑事政策刑法化及其实践初探——以社区矫正制度为视角

刑事政策刑法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刑事政策刑罚化能满足刑事政策的合法性、稳定性需要,并能弥补刑法相对滞后的不足。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局部试点到全面试行,实现了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成功实践。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适用主体有遗漏,矫正主体不明确,法律监督缺位等问题,应通过明确适用对象、执行机关赋予检察机关监督主体地位和专门立法等方式解决。

“终身监禁”的困境释读与司法改善——以刑事政策和刑法的体系化适用为视角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终身监禁”制度之所以陷于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困境中,虽然有立法方面瑕疵的因素,但局限于刑法内部视角释读本制度的性质和功能,并孤立片面地理解和适用刑法关于本制度的立法规定,应是其中的基本症结所在。基于本制度的“刑事政策刑法化”背景和刑法规定的“体系化存在”现实,将本制度置于刑事政策视野下予以释读和将其立法规定置于相应体系中予以理解和适用,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释解其争议与破解其困境。具体而言,在刑事政策视角,本制度只不过是兼顾当前“严厉治腐”政策与“慎用死刑”政策而不得已采取的过渡性治理措施;在刑法的体系化适用视角,因本制度立法规定仅为整个刑法体系和刑罚体系及制度中的一个部分,应将其融入刑法中所有相关条文当中予以理解和适用,以消解本制度与刑法总则上的刑罚体系和量刑制度等的适用冲突。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兼论刑事一体化的教义学进路与限度

理解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需要区分体系论和解释论这两个不同面向。通过考察费尔巴哈、宾丁、李斯特乃至罗克辛对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的理解,可以发现,体系论面向体现为犯罪论体系建构需要根据价值和目标的指引,形成刑法基本概念,进而按照逻辑顺序依次展开。刑法学发展至功能主义时代,这一方法论走向更为明确。同时,由于教义学理论与社会变迁之间确实具有隐秘联系,为防止刑法沦为纯粹的规训工具,有必要认真考察刑法的价值根基与刑事政策目标。因此,在我国刑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重视刑法基本概念的形成过程,这是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核心交叉领域,同时规定了在教义学中贯彻刑事一体化思想的进路和限度。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法定犯证成路径之研析:以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嬗变为切入

社会发展升级以及风险性增强导致法定犯类型激增,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尤其在犯罪论体系转型的背景下,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正经历着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结构性嬗变。法定犯的解释适用则深受二者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罪刑衔接机制不稳定、实质不法判断审查机制的缺失及工具主义的立法色彩,阻碍了刑事政策进入到法定犯的评价机制之中。基于此,有必要以实质解释、价值判断、目的解释作为“罗克辛贯通”转型的方法论指引,从而才能明确法定犯证成之路径,即应当控制法定犯价值判断的边界,构建法定犯实用主义的立法轨道,最终实现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交汇。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事政策限度与刑法适用

晚近以来,具有高致病性和易传播性的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危害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传染病疫情,刑事法律理应承担起时代使命。然而,刑事法治被激活的同时,另衍生出实质入罪化的相关争议。为实现刑法法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之目的,需要以释法为中心的刑法教义学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争议予以审慎回应。故意的主观形态可以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想象竞合,进而多以过失犯的形式出现。刑事政策变动需以社会环境之所需为依据,并结合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所涉及之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情形,建立刑事政策学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发挥廓清罪行边界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