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关联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对外技术依存度的调节作用

高技术产业是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支柱产业,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家产业竞争力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高技术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协同创新的支撑,本研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采用科学论文与专利文献代表科学与技术,提出面向特定产业的科学论文与专利文献映射方法,从知识内容关联层面测度中国高技术产业科学-技术关联程度,利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科学-技术关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探究对外技术依存度在科学-技术关联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关联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17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科学-技术关联程度均相对较低,不同领域高技术产业的科学-技术关联演化特征存在差异;②科学-技术关联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③对外技术依存度对科学-技术关联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倒U形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和技术引进政策、中国高技术产业关联科研机构和企业选择并调整创新方向提供参考。

“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QCA分析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使用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通过多因素联动实现数字创新,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即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和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2)企业吸收能力在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感知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要素中对数字创新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市场竞争程度;(3)缺失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这4个因素对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协同机制,构建企业良好的数字创新环境;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则应遵循系统性原则,结合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选择提升数字创新绩效的模式,并要积极培育支撑组织数字创新的动态能力,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大学-产业-政府关系与创新模式的变革

在知识成为资本的条件下,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创新的机制发生改变。传统的单向线性创新已经演变为互动的、非线性创新,而区域创新的绩效越来越取决于区域内大学、产业与政府间的互动程度及知识在各机构之间的流动和扩散,大学则逐渐成为区域创新的组织者和核心。大学、产业与政府的新型关系对于提升区域竞争力是至为关键的,对推进我国自主创新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亨利·埃茨科维兹《三螺旋》评介

目前在我国发挥区域优势,实现自主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包括实现自主创新的条件和模式是什么?关键是什么?自主创新与非自主创新的根本区别在哪里?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维兹由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地区、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两个案例出发而得出的“三螺旋”理论,可能会给研究高技术区域创新带来灵感和启示。

基于协同创新的大学-产业合作平台集成化模式研究

大学—产业合作平台是促进合作发生与持续进行的功能性组织。要素视角下的协同创新弱化了组织边界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强调机制上的创新,对合作平台的功能提出了新要求。从合作关系视角对宏观意义上合作平台的功能需求进行了阐释,以需求定位功能,以功能设计机制。最后以"产业技术研究院"这一新兴实体平台的设计及运行为案例,总结了大学—产业合作平台的功能集成化模式。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主体-技术”协同视角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网络分类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本文以"主体-技术"协同视角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网络形成的内在机理和分类模式。在结合2-模网络理论基础上,从核心技术和创新主体两个维度出发,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网络分为单核心实验室型、单核心产业链型、单核心辅助型、单核心复合型、多核心实验室型、多核心产业链型、多核心辅助型和多核心复合型。同时,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除了单核心辅助型和多核心辅助型之外,其它6种模式均存在,并进一步对其创新网络的分类模式及相关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

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系统模型框架与构成要素分析

在分析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内涵和特征基础上,基于系统结构与创新过程的视角,构建了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系统模型的基本框架,研究了创新平台系统的资源配置功能、系统目标、输入输出与环境。探讨了平台各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平台决策、技术知识创新、成果转化与扩散、监测与评价等是产业技术创新平台不同系统之间协同作用的集成体系。

基于P-TRM的中国稀土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演化路径研究

稀土被称为“工业维生素”,已成为全球各国资源争夺和技术竞争的焦点。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政府高度重视稀土产业技术的创新,出台了系列创新政策以推动中国从稀土大国向稀土强国转变。收集1978—2021年国家层面颁布的63份与稀土产业相关的创新政策文本,结合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技术路线图(P-TRM)分析框架,剖析稀土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演化历程与路径。研究发现:从创新政策工具来看,稀土产业创新政策工具呈现出进入阶段以结构型创新政策工具为主,到逐步追赶阶段结构型与功能型创新政策工具同时发力,再到跨越阶段由功能型创新政策工具占据主导的演进趋势;从政策作用技术环节来看,从进入阶段主要发力于原材料制备技术,到逐步追赶阶段聚焦关键部件加工和终端产品制造技术,最后跨越阶段延伸到废弃产品循环利用技术,呈现出从关注单一技术环节到全技术链的演进趋势;从政策演化路径来看,稀土产业创新政策随着稀土产业创新生态的演变而变化,不断完善稀土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促进稀土全产业链技术的创新。最后,针对中国稀土产业技术创新政策的优化提出政策建议。

构建“孵化-加速”创新服务体系 策动新兴海洋产业发展

新兴海洋产业与技术创新紧密相连,加快其成熟是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构建"孵化-加速"创新服务体系,有助于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从而加速新兴海洋产业发展。"孵化-加速"体系具有多元的理论渊源,当代技术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竞争的内在属性、企业成长理论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的理论演变与实践发展都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撑。构建"孵化-加速"体系应确立重点行业,围绕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创新服务组织进行,需强化合作网络并提供配套的政策支持。

高度联通社会下高校-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研究

高度联通社会下资源广泛重组与聚合。高校要发挥匹配、创造与引领功能,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发展;企业应以多种形式参与办学和教育教学改革,促进高校及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高校—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需要高校将人才培养过程置于产业发展需要中,共同构筑开放式平台,明确生态定位构筑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机共生。

基于产业-空间分析框架的南京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在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发展研究的产业-空间分析框架,并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对南京城市发展定位和发展战略进行分析,提出南京城市发展的定位以及近期和远期战略。

基于参与-情感-认知框架的用户创新性预测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兴起,新兴企业对产品创新需求日趋强烈.从海量潜在在线用户中识别创新用户并获取其对新产品的需求,是企业进行产品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然而基于现有用户特征理论和市场细分模型并不能自动有效识别创新用户.因此,本研究基于用户创新特征的3个维度(参与、情感和认知),构建一个可预测在线社区用户创新性的综合细分框架.此框架通过提取与用户创新特征相关联维度,结合本研究挖掘方法处理海量在线用户数据,计算出用户的创新等级预测用户创新性,从而有效识别不同创新能力的在线用户群体.通过对某在线社区的例证分析,证实该框架有效可为.

基于S曲线的“要素-结构-功能-成本”协同创新研究

基于S曲线对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目前处于成熟阶段,尤其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早在2000年前便已进入成长阶段。依据S曲线发展的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发展阶段分为"要素-结构-功能-成本"四个阶段并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各个阶段提出了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金融、中介、国外等的多主体协同创新战略,以期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提供发展对策与建议。

新时代关中-天水经济区创新体系及产业升级路径

为了探索新时代关中-天水经济区创新体系及产业升级路径,通过横向纵向的比较与相关量化指标的测评,系统地评估了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创新发展历程.发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关中-天水经济区综合经济实力、产业水平有大幅度提高,但市场环境与政策背景不成熟,产业结构趋同化以及技术瓶颈等问题十分严峻.对此关中-天水经济区要以"一带一路"实施为契机,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确立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发展的路径机制,以西安丝路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为契机,形成高新技术与金融中心的高效整合与相互促进格局,再造创新引领、低碳导向和城镇化为依托的产业发展体系.

知识耦合视角下区域科学-技术-产业协同创新水平的评价方法研究

[目的/意义]有效评价区域科学-技术-产业(STI)协同创新水平对于制定针对性的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文章在知识耦合理论的基础上,以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活动为知识主体,三类创新活动中的知识内容为耦合对象,主题词为表征的知识元素作为知识内容的特征交集载体,通过量化的知识元素交集来评价区域STI协同创新的水平,以中医药领域31个省(市)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结论]研究发现,STI彼此之间的知识关联水平不高;进一步利用耦合系数计算发现大部分省市STI三者整体的知识耦合度高,但是各省市知识内容宽度分布在很低的水平;因此,利用协同创新水平函数测度发现中医药领域STI协同创新水平不高,而且多数的省市的协同创新水平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卡-梅框架下数据财产权益保护规则分类分级配置研究

在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建立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是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也是多学科交融的时代课题。数据的财产权益保护制度是数据要素市场的基础制度,目前相关的理论探讨可谓百家争鸣,与法律规定和裁判观点共同构成了一张“规则清单”。卡-梅框架提供了一种以经济效率为标准的规则选择方法,与建设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这一政策目标相契合。在此框架下,从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两个视角分别对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的财产权益保护规则进行比较和选择,发现对于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而言,提供事后救济的责任规则相比赋予绝对化财产权的财产规则更具效率;而对于公共数据而言,两者各有优势。基于此,进一步对个人数据保护提出了构建“三层构造”保护模式的立法建议和建立数据匿名化制度的构想,对企业数据保护提出了构建非绝对性财产权利的方向指引,对公共数据提出了建立三类规则相互配合的分类分级开放格局的建议。

“地方-全球”力量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地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地方能力

地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是改变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形成新竞争优势的有效方式。从地方产业集群形成的"全球-地方"张力演变的动态特征出发,本文提出"地方-全球"力量下集群升级的分析框架。面对资源分布的全球性、产品生产知识与跨界知识创新的复杂性,商业模式创新是组织间知识整合的有效机制,是地方能力形成的持续驱动力。根据产业升级阶段的不同要素需求,对全球联结能力和地方技术能力的相应调适,实现地方产业集群跨越式发展。最后,本文结合宁波电镀产业中地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提升地方制造业集群升级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学科-产业”融合机制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绩效——来自经验取样法的调查

“如何进一步提高高水平创新型人才供给质量与效率”是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重要目标。基于技术转移理论,通过连续5个学期的经验取样调查,检视了“学科-产业”融合机制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绩效的深层影响机制“。学科-产业”融合机制会提升高校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而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绩效,而企业参与可以显著调节这一间接提升作用。研究认为相关高校应充分利用好学科专业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机制,坚持推动“学科-产业”融合创新,构建“产教融合”的课程体系与学科建设,促进学生理论研究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进而为我国高水平创新型人才供给作出更大贡献。

“目标-结构-行动”框架下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集群管理机制建构

针对我国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治理存在“悬浮”与“空心化”的问题,探讨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治理中异质性主体知识产权治理结构的布局以及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应对合作创新中知识产权控制与开放的双重挑战、提升聚合主体知识产权治理效能提供解决方案。基于整体治理理论构建“目标-结构-行动”分析框架,对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集群管理进行功能目标设定、权力结构配置和行动方式规划,明晰知识产权集群管理的嵌入方式。分析认为,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集群管理可采用“一体两翼”的管理结构架构布局,着眼于“合作-分享”(促进知识流动)与“信任-控制”(强化组织韧性)机制构建和具体目标确定,共同体不同组成部分基于各自的职能分工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共同服务于总体目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