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信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新视角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是偶发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从而折射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而政府公信力的考量维度不一。根据"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特征,政府公信力包括公共政策公信力、政府廉洁公信力、政府诚信公信力和政治控制公信力,并分析它们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中的表现,据此提出完善公共政策过程、全面惩治腐败、完善行政问责制和健全管理机制四条政策建议以提升政府公信力。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与非直接利益冲突

群体性事件增多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国群体性事件逐渐凸显出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非直接群体性利益冲突折射出部分群体在利益格局变迁中产生利益相对剥夺感,并逐步对物质利益分配的不满转向对社会公平价值的怀疑,直接消弱统治"合法性"基础。从直接利益冲突到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转变,表明冲突内涵和类型发生了本质的转变。现代社会的不公平感是导致社会冲突行为发生的主要中介变量。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逻辑关系分析

与传统利益群体性事件动因逻辑关系"压迫—反应"的简单因果模式不同,"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生成动因的逻辑关系呈现出"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利益表达受阻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复杂模式。"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在事件现场"隐性"存在;利益表达受阻是连接"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基础性动因和不公平感社会心理产生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冲突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事件现场行动的"显性"直接动因,"泄愤性攻击"是社会心理冲突能量的宣泄,更多表现为"暴力抗争"。

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化解之道:协商民主视角的解读

在当下中国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效地化解因各种日益凸显的深层次社会利益矛盾等相互牴的因素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必须破解的一个时代命题。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表明,一套成熟的、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是有效化解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关节点。应从建构合理有效的利益协商机制,培育公民精神;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壮大,拓展公民协商的场域;建构有效的话语机制等三方面入手。

基于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一种集中表现形式,其出现的原因主要源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制度渠道缺失导致沟通排解不畅、信访制度缺陷导致利益诉求受阻和公职人员渎职导致官民矛盾激化。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以制度为保障,推进社会资源分配公平;二是以多元为目标,广辟公民利益诉求渠道;三是以预防为前提,建立健全社会预警系统;四是以服务为宗旨,促使党群政群水乳交融。

我国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现状、成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加速转型期。社会转型加速一方面引起了利益格局的调整与分化,另一方面促使各种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渐显现,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大量出现,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缘于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制度机制与组织行为。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应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利益诉求机制、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的政府决策体制、科学合理的现场处理体系,大力加强干部考核任用制度建设。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方略——兼对湖北石首事件处置评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往往没有预谋、没有组织策划,纯属偶发的自发行为。一旦发生后,该类事件中的参与者在群体心理和心态相互影响下,出现群体无意识和狂热性;事件过程中的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录像、无线及有线互联网等新传媒方式,使网络力量由虚拟走向现实;并有损害政府合法性基础、可能升级为直接利益冲突和泛化的趋势。从发生机制看,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存在着"点火源"。从扩散机理上看,此类事件存在着从指责个别问题到对普遍性问题的关注,由无直接诉求向有诉求的扩散方式演变;从信任缺失到积极对抗,并希望引起更高层政府关注和寻求中立的第三方权威力量支持;事件信息传递复杂、迅速,呈网状扩散;由现实纠纷事件到网络群体围观再到现实群体冲突等行动逻辑。故此,除使用常规、已有的处置办法之外,还应该扩大公安网监部门的职责权限;加强特定人群的心理引导和干预;建立公权力当事人的回避制度和畅通的信息报送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基于法治的视角

文章基于法治的视角,对贵州瓮安事件、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等"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进行观察与思考,提出基层县级政权应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应选择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中心的"法治进路",并予以分析论证。

领导干部应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以其具有累积性、动态性与非线性等特点,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类型,并对社会稳定构成直接挑战。我国领导干部应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已经取得若干基本经验,同时,还面临着若干挑战。

从“治安”到“治理”——协同治理理论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应用

群体性事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互联网空间的替代效应和动员能力、新经济业态和转型社会带来的结构张力,给群体性事件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作为公共治理的最新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在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调处中得到应用。群体性事件协同治理,在关注事中事后调处的同时,更加注重针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源治理,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在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供社会心理疏导、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方案和促进制度化法治化维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群体性事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各种矛盾日益显现，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在一些地方，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这种社会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无直接利益冲突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一种集团对集团冲突，是阶层的形成和分化”。更应令我们警觉的是频繁发生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机关。

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透析——基于治理理论视角

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相继发生了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其中,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已经悄然呈现。基于治理理论视角,对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酝酿过程和发生机理进行分析,探讨政府多中心基层治理体制的构建和事前协商治理对预防、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作用,从而为维护社会和谐、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提供必要参考。

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与农民利益冲突的原因及化解对策

本文从群体利益冲突的视角,探讨了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利益冲突的原因,并提出化解两者冲突的对策建议。要调和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利益的矛盾冲突,必须从政策法律上保护农民利益、从制度上减轻基层政府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负,建立行之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以及加强对基层政府行为的监察力度。只有这样,基层政府和农民利益才能形成一个大体均衡、和谐发展、共同受益的局面,从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失地村落利益冲突的形态及其规避的可能性——基于昆明2个社区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失地村落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为拆迁、安置补偿、集体经济等相关个人利益的制度性保障问题而引发的同政府、开发商、村干部之间的矛盾。通过对昆明市2个失地村落的调查,发现其真实矛盾根源主要在于农民利益维护制度的权利缺失以及基层政府的经济性行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失地村落利益冲突的动因形态,进而提出了合理提升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公开土地相关制度与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基层监督管理,协调各方利益、充分为失地村民考虑,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等规避失地村落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措施。

利益冲突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及其防范探讨

在社会利益调整与分配过程中,一方面我国农民的合法利益不时被损害,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发展,农民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农民会寻找各种利益诉求渠道维护自己利益,但遗憾的是,我国现阶段农民利益诉求机制很不完善,农民通过合法渠道维权的可能性极低,他们只能无奈地转而参与非法的群体性事件。在利益冲突视角下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要求我国不仅需大力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引导农民合理维权,而且要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频发趋势,它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带来了公共物品以及财产损失,投资环境也受损,经济发展迟滞。环境群体性事件冲突的过程中,公民和政府之间的零和博弈导致两败俱伤;公民和企业之间也存在着零和博弈,公民对政府行为不满有时会殃及企业生产;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则会导致一损俱损局面。冲突的原因包括,公民在参与不足背景下的利益觉醒,GDP主导下政府的干预难以为继,企业环境责任的缺失与监督的缺位。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政府、企业、公民之间合力协同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原因

我国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事件的特点:事件导火索往往是社会生活中偶发小事件,事件过程中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政府机构,参与行为的非理性。"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事件频发有多方面的原因:利益分配严重不公,超过人们的心理预期和社会承受度;正当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社会群体隔离严重,社会缺乏自我调适能力;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对事件处置不及时;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底层弥漫着不满情绪。

融合事理知识的群体性事件演化预测

[研究目的]当前,由社会矛盾和冲突所引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预测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趋势对提升社会危机的防范与治理能力至关重要。[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种融合事理知识的群体性事件演化预测方法。该方法首先利用大语言模型蕴含的丰富事件知识及模型强大的生成能力来构建初始的事理图谱,通过结合真实新闻报道来验证图谱内容;其次,将事理图谱与图神经网络模型相结合,以获得更充分的事件语义表示;最后,基于上下文事件与候选事件间的语义相似度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研究结论]研究表明,所提方法在事件演化预测的准确性和可解释性方面均显著优于参与比较的其他方法,验证了事理知识融合对揭示群体性事件演化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邻避类网络舆情何以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基于3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研究目的]邻避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从线上舆情参与到线下现实行动的特点,然而并非所有的邻避类网络舆情均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因而需要探寻邻避类网络舆情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内在机制。[研究方法]以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为基础构建本土化分析框架,对30个邻避案例进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结果]结果表明:邻避类网络舆情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并非受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累加”作用的结果;稀缺的制度化资源和丰富的网络资源是邻避舆情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基础条件;情绪感知和群体认同是邻避类网络舆情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因素;具有戏剧性、特异性和蕴含政府薄弱应急处置能力的促发因素是邻避舆情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情感累加驱动型和促发因素诱导型是邻避类网络舆情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路径。为有效阻断邻避舆情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一要优化邻避治理的资源供给,避免负面情绪的长期发酵和快速集聚;二要重塑政府形象,提升政府能力,建立政府权威;三要完善网络舆情治理,构建邻避类网络舆情的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