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研究:结构-制度分析与行动-机制分析相结合的理论视角

中国工会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工会理论模式对其进行评判,而必须回到中国工会经验本身进行理论分析或概括。考虑到中国工会体制的独特性,在对中国工会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时,必须结合结构-制度分析与行动-机制分析。否则,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理解工会具体行动背后的深层原因;要么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无法理解工会是如何实现其行动目标的。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有组织”的行动:乡村居民集体文化活动对公共性的重塑

在快速城市化和国家社会治理转型背景下,中国乡村遭遇人口流失、公共空间衰败和价值观念失落等公共性问题。相对而言,“国家-社会”传统研究视角忽视了乡村居民在乡村生活中的主体性,而“制度-生活”研究视角能够立足村庄本位,结合村落需求,所以更能有效回应乡村面临的公共性问题。宁波Q村与Y村组织举办的集体文化活动说明,乡村文化活动在生活需求主导与制度在场的框架下走向组织有序供给模式,并通过多维激励、关系动员和典型示范等路径有效重塑起乡村公共性,实现乡村社会从个体性到社区公共性乃至社会公共性的转变。研究构建的“主体-行动-价值”分析框架揭示了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由谁供给、乡村公共性如何重塑等问题,凸显出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在促进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潜力。

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机制与约束条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的案例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国际往来日益活跃,地方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成为新型的国际交流合作。地方政府跨国合作对于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解决跨国公共事务、提升地方竞争力和实现互惠互利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中,东南亚占据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东盟地方政府合作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实践,地缘优势、群体规模的同质性、共同政策目标、领导者推动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构成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系统。同时,合作风险、交易成本、现有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和国家利益等要素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短期利益的行动策略,成为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约束条件。地方政府在激励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下作出跨国合作的理性选择,有助于形成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

论数字协商民主的概念与特质——基于“情境-结构-行动者”的分析维度

信息、平台、数据和算法在技术政治领域的深度应用创造了协商民主新的繁荣,也改写了协商民主的实践逻辑。本文试图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入手,为数字协商民主这一复合概念及其主要特质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情境-结构-行动者”分析维度,研究数字协商民主的正当性价值与潜在风险。推入数字协商民主处于信息及其意义符号叠加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塑造了公共领域的算法推动机制、社会交往的算法沟通机制、资源流动的算法控制机制、意愿测量的算法分类机制。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结构的整合则强化了数字协商空间的包容性、协同性、回应性和自主性。数字协商民主行动者的数据赋能效应带来“数字人”的能动性、精准的大样本民意、去精英化的生成式议题,以及大数据的全场景图谱。

“先生存后发展”:N大学文科青年教师行动逻辑分析

绩效评价与"非升即走"制度使得青年教师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基于某"双一流"高校文科青年教师以及院校管理者的访谈可以发现,面对外部挑战,教师采取"先生存后发展"的行动策略。教师"高效"使用文化资本,追"热点"、主动"灌水"。在"生存"压力之下,教师重科研轻教学,且得到院校层面的集体默许。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教师将学缘关系转换为更高的学术产出。学术锦标赛制施予文科青年教师巨大的刚性压力,使其转为稻粱谋;高校以科研为本谋求生存之道,并将其传递给教师。同伴的策略性行为强化了教师的外部利益动机,进而使他们进行学习与模仿。显示出"制度-情境(同伴、组织)-行动"间的互动关系。

一种“情境-行动分析”视角的生成:山西井村妇女的群体性抗争

"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两种研究模式在理论上存在着张力,然在具体研究中,单独使用其中之一又会突显出各自的优劣。由于生活本身是具体与抽象的组合,行动又是坐落在即时情境和社会情境之中,因此,本文尝试勾连两种模式,将"结构-制度"化约为社会情境",过程-事件"化约为即时情境,形成一种"情境-行动分析"视角,藉此视角并结合社会性别因素来审视井村妇女的群体性抗争。

公共服务购买场域的制度逻辑冲突与应对策略

制度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它对社会治理施加影响的必要选择就是制度具有影响行为的"适当性逻辑",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典型特征。行动者的性质及其行动模式,都是由制度建构并受其制约的。公共服务购买是一个政府与多元行为主体相互博弈的场域,这些行为主体遵循着既定的制度逻辑,但每种制度逻辑本身意味着理性,因此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让行为主体无所适从。服务购买场域中的行动者需要在多重制度逻辑综合作用的情况下,采取有效的冲突应对策略,以达致现代社会治理的目标。

情境的类型及其运作逻辑

根据情境分类的两个纬度:结构—行动纬度和理性—非理性纬度,可将情境分为制度情境、关系情境、常人情境和集群情境四种类型,不同情境有不同运作逻辑:制度情境的运作逻辑是法理,关系情境的运作逻辑是日常权威,常人情境的动作逻辑是情理,集群情境的运作逻辑是语言暴力。

媒介信息融合与产业规制制度改革

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从技术变化、媒介信息融合导致产业利益冲突的这一视角出发,分析由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围绕媒介信息技术的变化所构成的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在国家、产业管理部门、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与媒介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有效实现各方利益的有机整合是实现"三网融合"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对广播电视和电信产业进行产业规制制度改革是有机整合各方利益的关键所在。

基于“过程—互动—行动”的城市贫困问题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贫困问题越发严重。基于社会学家胡格伟尔特(A.Hoogvelt)的"过程—互动—行动"分析框架,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新特点及成因,指出贫困问题的加重,一是源于对社会群体福利最大化这一社会目标的偏离,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没有充分享受到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长处,"宏观上欣欣向荣、微观上民不聊生";二是民主制度的缺失致使弱势群体话语权缺失,没有一个可循的制度安排供城市贫民来表达权益;三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对此,文章提出破解城市贫困的制度选择。

“主题—情境”式中职教学模式的内涵与策略——以电子技术课程为例

“主题-情境”式教学立足主题构建，重在主题导向教学情境的创设，其主要特点是构建行动主题，实行情境教学。在“主题-情境”教学模式实施中，应以课程的单元设计为基础平台，把主题构建作为教学设计的重心，并重视教学过程的调控与优化。

先赋与诱导:政府购买服务环境下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成为观察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切入口,社会组织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策略也日益受到关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技术”环境为社会组织行动提供了活动空间。官办社会组织、民办社会组织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获取政府购买环境中的有利位置,依托组织属性和资源,分别采取不同的组织行动策略。官办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环境中采取制度化结构、网络化联盟、体制内试验、项目化管理等行动策略,属于先赋型行动,依赖并借助政府部门的强势支持,获得了天然的制度合法性及其资源。民办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环境中采取资源化导向、社会化动员、行政性嵌入、商业化思路、专业化定位等行动策略,属于诱导型行动,根据具体的环境主动或被动调整组织行动,以获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社会组织行动策略是平衡政府购买环境中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重要机制。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地流转纠纷治理研究

基于“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研究制度变迁下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治理模式以及制度对治理的形塑机制。研究表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促使农村及农地制度发生了从汲取到给予的转型,而制度的变迁促使农地价值增长。农村土地的增值吸引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到农地流转中,高利益-多主体的农地流转模式导致了农地流转纠纷的复杂化。而农地流转纠纷的复杂化促使农地流转纠纷治理从单一化的自治模式向复合化的协同模式转型。

争论与建构——政府行动范围的界定

政府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运作体系 ,但驱使其正常运作的基本因素是相同的 :对成本—收益的重视 ;受利益的驱动。对政府权能进行经济分析 ,可以很好地界定政府在何层面上、何种程度上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不仅要求整个体制的适当配置 。

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重要举措——《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及相关配套制度出台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要求,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日前制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周济阐释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据新华社报道，在2003年3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对《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简称新一轮《行动计划》)进行了阐释。

从人本视角看现代学校管理制度的建设

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针对时代特点，结合当前社会的大环境和教育现状，提出要“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探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现代学校管理制度的建立，必须充分突出时代性。具有前瞻性。既要适合当今社会现实的需要，又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涵。因此，教育者与学校管理者在制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时．要以科学发展观分析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把握尺度，确立制度的可行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以此达到学校各项工作全面发展的目标．把学校办成具有人本型、学习型、发展型等多种特色表现形态的现代化学校。

政治学的“行动-过程”视角--重思林德布洛姆及其方法论意义

美国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引领的政治过程研究,代表着一个内涵丰富却常遭忽视的方法论传统。林德布洛姆在早年的美国政治研究中,放弃理性决策论和那些对"谁统治"的追问,以渐进互动的视角考察具体的政策过程;其后又在比较政治的热潮中批判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范式,寻找对立意识形态背后共通的政治控制过程。这种着眼于"行动-过程"的视角,既不同于过度抽象而轻视具体政治活动的形式化方法,又试图超越特殊化的案例情境。在20世纪末以来的政治学界,霍布斯式的科学理解和实用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使得抽象的变量化观察和简洁的模型化方法走向前台,而亚里士多德-韦伯式的厚描述传统日渐退居边缘。在这一语境下,林德布洛姆的反思弥足珍贵,它提醒我们,政治学的根本任务是解释真实具体的政治活动,描述复杂多变的因果机制。在构建中国本土政治学体系的今天,这也尤具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