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江济淮沿线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演化与模拟

促进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的协同是现阶段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研究方向。以引江济淮安徽段沿线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年土地利用遥感数据分析该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三生”空间)演化过程和特征,综合研判上、中、下游“三生”空间的功能定位,并运用土地利用模拟技术对沿线地区土地利用进行降尺度分段模拟。结果表明:过去30年的快速城镇化时期,引江济淮安徽段沿线地区“三生”空间演化剧烈,演化趋势不合理;模拟至2030年,该地区“三生”空间整体数量结构稳定,比例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下游生产空间比例、中游生活空间比例和上游生态空间比例增长明显。

制度-接点-生活:乡村公共性再造的实践逻辑

乡村公共性再造是重塑乡村共同体的关键。文章以X村为研究案例,构建“制度-接点-生活”的分析框架,探讨其公共性再造的实践方式、过程和逻辑。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性再造在制度、生活和接点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公共资源、公共规则、公共精神再造的方式,经历植入阶段、自主阶段、整合阶段,实现公共性可持续生产。在乡村公共性再造过程中,通过供需匹配机制、规则互补机制、价值统合机制,实现制度逻辑、生活逻辑、接点逻辑的耦合。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建构及空间治理策略——基于“结构-能动”框架的探讨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新时期以来自主在境内创设的,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为核心目标的特殊经济区域。自2013年上海自贸区设立以来,我国的自贸区制度建构形成了“结构-能动”互动促进的过程,并对自贸区及所在地区的空间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主要以社会学领域的结构-能动互动视角,从中央政策的结构性约束、地方创新措施的能动反馈两方面解析自贸区制度的形成和运作过程。在自贸区的初创阶段,中央政府界定了战略目标、管理模式、空间组织等方面的要点;地方则是基于中央授权而积极探索,在实践中建构起新的管理运作模式并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本文基于对自贸区制度建构路径的分析,结合其空间治理特征,对自贸区的空间规划与治理相关策略开展了若干探讨。

基于系统理论的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系统构建研究

[研究目的]针对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在观念、制度、人才、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构建合作系统框架,提出合作路径及解决方案,旨在提高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的水平。[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结合系统理论,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环境等维度进行研究。[研究结论]中国与东盟在构建网络安全合作系统时可以实施以下路径:在系统要素方面,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展开合作、以建立统一的网络安全制度规范框架进行合作、以构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培训教育体系保障合作、以创新网络安全技术加强合作;在系统结构(功能)方面,增强系统不同要素间的协同联动、准确把握系统要素最优与结构(功能)最优关系;在系统环境方面,在梳理可供利用的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重点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优化系统。

旅游-生活空间与民族文化的旅游化保护--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

作为景区与村寨叠合的民族旅游社区,民族文化处于一种持续的旅游情境与旅游化生存状态中。笔者将这种情况的民族文化保护称作旅游化保护。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是民族旅游社区文化传承保护与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要求。本文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说明旅游—生活空间是民族旅游社区文化旅游化保护的空间格局,是民族旅游社区地方再造及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区治理解析框架及其规划路径——基于“制度-生活”分析范式

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与创新工作的叠加、"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对基层治理与社区规划提出了巨大考验。面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理论与规划路径相互背离的困境,本文立足于中微观层面,运用"制度-生活"分析范式,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经历的"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并建立起"制度-生活"视野下社区治理的解析框架,指出在基层社区中,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推动了社区中权力的再生产。只有建立起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多元参与、找到通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和方法。具体而言,制度应该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主动寻求合作;生活主体应通过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制度的变迁。基于此,认为社区规划作为导向品质空间的社区治理工具,应当与社区治理的微观机制相结合:首先,在不同介入模式及工作阶段中,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应当在制度主体、生活主体和第三方之间灵活转换;其次,社区规划路径应当围绕重构社区公共领域展开,通过搭建不同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平台,促进异质群体的共识形成;最后,社区规划应当依靠"社会逻辑+商业逻辑"建立起社区活力的良性机制,使生活主体从旁观、享受到参与、行动。

基于女性地理学视角的中国城市女性居民社会-生活空间研究综述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当代中国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和多元化。在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新人本主义"发展观思潮下,学术界需要对城市女性这样一个重要的亚群体单元加以关注,以提高城市中女性群体生活质量。女性地理学在西方国家经过近40年的发展,从以人为本、重视差异的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在理论以及实践上都趋于成熟。尝试性从女性地理学视角回顾目前中国多元化社会、快速城市化发展下的城市女性居民社会-生活空间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分别从城市女性家庭行为空间、城市女性工作行为空间、城市女性购物行为空间、城市女性休闲娱乐空间4个方面进行梳理总结以期得出相关启示。

山区农户“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及其生计配置研究——以岷江上游大寨乡为例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既有功能属性也有尺度特征。山区乡村聚落空间由若干农户空间构成,农户空间是小尺度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真实写照。受制于山区垂直地带性影响,乡村聚落"三生空间"构成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复合型空间特征明显。大寨乡聚落空间和农户空间均呈现出"生产-生活"、"生态-生产"、"生产-生态"的复合特征,形成了特有的空间资源利用和保护特征。其中,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生计策略等在"三生空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生活空间扩展联合奥塔戈运动对脑梗死患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脑梗塞患者康复期间,将奥塔戈运动训练与生活空间扩展联合实施的价值,并分析该计划对肢体功能和精神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2023年1月—2023年6月在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确诊为脑梗死的100例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以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奥塔戈运动训练,观察组实施生活空间扩展联合奥塔戈运动训练,对比两组患者的肢体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心理状态。结果观察组FMA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情绪—社交孤独问卷(Emotional Social Loneliness Inventory,ESLI)评分较对照组更低(P<0.05);观察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较对照组更高(P<0.05);观察组NIHSS评分较对照组更低(P<0.05)。结论在脑梗死患者在康复期间提供生活空间扩展,结合奥塔戈运动训练,可以改善患者的肢体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同时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提高康复效果,值得借鉴与实施。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分析技术研究进展

针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演化的研究现状,以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研究尺度、研究内容和特别关注的技术模型等为述评对象,梳理研究脉络,分析相关技术运用,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国内有关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研究已从基础理论发展向深化研究阶段演进,空间量化识别与功能分析技术的运用是当今学术主要潮流之一,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分析方法主要集中于微观与宏观尺度且中观尺度研究的学术前景优越,多元背景下的跨学科研究是未来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潜在的研究重点之一。

古村落旅游“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让古村落等传统空间遭到巨大冲击,传统空间的价值和意义正被侵蚀。古村落作为与农耕文明相伴而来的一种乡村聚落形态,正面临瓦解与空间重构的困境。本文以广州市小洲村为例,分析了其"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旅游重构的内外两种驱动力,提出了其"三生"空间旅游优化策略。

城市滨水空间演化中的“自然-社会”互馈关系研究——以深圳为例

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存在钟摆般变化的互相反馈关系,这种双向作用在跨越式城市化下的深圳水系中表现尤为突出。本文以深圳水系治理与滨水空间更新经历的历史性演化为例,揭示“自然-社会”复杂系统的自然过程、社会过程及其发生摆动的互馈关系,梳理滨水空间中生态系统过程与城市化扩张、治理和更新过程之间由双向负向作用趋于双向正向作用的摆动历程,同时,探寻“自然-社会”互馈关系中以人类社会过程为主导的正向驱动策略,以期在今后城市滨水空间发展中通过生态环境修复、城市生活激发、水岸文化建设等实现“自然-社会”正向互馈,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制度-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基层党建:挑战与对策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推进基层党建不仅是引导群众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关键,也是筑牢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落实国家政策的必要选择。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与社会化发展是两种可行的路径,但两者之间蕴含着内在的张力。本文将"制度—生活"视角引入农村党建发展中,分析了具有流动性、脱嵌性和需求性特点的复杂乡村生活实践对基层党建提出的挑战,并提出要在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中强化与民情的适应性变动。研究认为,通过在社会化生活中锻造先锋性、在组织开放性中强化整合性、在推进服务性中实现自我发展等方式有助于实现制度化与社会化的融通,不断壮大党的执政根基和社会基础。

政府嵌入、社区整合与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基于“制度-生活”分析

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成效取决于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公共资源如何传递到牧区村庄,又如何转化成牧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从“制度”与“生活”关系互动的视角出发,对西藏阿里G县牧民的集体化发展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和牧民社会“互动共治”的结果。地方政府强力嵌入牧民社会,通过选派驻村干部、提供政策项目等方式,在尊重牧区生计模式的基础上,推动牧民社会在集体制度框架内发生有序变迁。村集体承接政府公共资源,主要采取情感联结、利益联结等柔性整合手段,将牧民集体化发展从“制度”形态引导到规范的“实体”形态,有效实现了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在上述集体化发展过程中,制度与生活的持续互动,使牧民的内生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牧民看到解决自身生存危机的可能,利益一致性唤起了对于集体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由此促成牧民集体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生活空间扩展联合奥塔戈运动训练对脑梗死患者康复期间肢体功能及情绪-社交孤独心理的影响

目的探讨生活空间扩展联合奥塔戈运动训练对脑梗死患者康复期间肢体功能及情绪-社交孤独心理的影响。方法选取医院2018年5月—2020年6月收治的脑梗死患者86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组间一般资料匹配原则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3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生活空间扩展联合奥塔戈运动训练,均干预4个月。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情绪-社交孤独问卷(ESLI)评分、简式Fugl-Meyer运动量表(FMA)评分、Barthel指数(BI)评分、Berg平衡量表(BBS)、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以及干预后的临床护理满意度。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ESLI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ESLI的情绪孤立、社交孤立、情绪孤独社交孤独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FMA、BI和BBS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状态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对临床护理的护理技术、护理方式和康复训练方面满意度以及护理总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生活空间扩展联合奥塔戈运动训练对脑梗死患者进行护理,能明显缓解患者情绪-社交孤独心理,改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和平衡功能,并提升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

“制度-生活”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湖南省S镇的实地调查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是建设美丽乡村、宜居乡村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和农村社会文明和谐。本文以“制度-生活”作为新的分析视角,基于对湖南省S镇的实证研究,分析农民生存理性与制度塑造的博弈,强调制度主体和生活主体间的良性互动的必要性,构建以村“两委”为桥梁的有效衔接机制,通过民主协商、能人引领、长效治理等方式推动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主体自我完善与发展。

基于价值共创视角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共治创新机制--以文化管家杭州样本为案例的考察

传统的行政吸纳社会与行政吸纳服务存在诸多困境,包含控制与监管、政治动员与包装表演逻辑盛行,对授权对象的偏好性选择所带来的服务流于形式、供需错位、供给能力跟不上治理目标。本文以价值共创为视角,整合了宏观层面的“制度”、中观层面的“空间”以及微观层面的“生活”分析框架,以杭州市萧山区“文化管家”为案例进行考察,试图阐释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共治创新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创新以价值生产的同向叠加生成多层次共同体,通过授权与赋能推动多元主体进行嵌入式共治创新。公共生活通过一系列基于情境化的共同学习、共同感受、共同怀念,对生活主体进行内生激励,进而实现生活场景价值再造。公共空间通过柔化力量融入到政府、市场、社会等场域,实现了对“政-社-民”关系的调整与重塑;以公共性精神与专业性力量促进公共空间共治共建共享的理性价值再生产。

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新型乡村居住建筑:葡萄种植农户的居住建筑现状与想象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沉淀,乡村问题已经迭代成生产-生活-生态的协同发展问题,这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文章研究河北省张家口市五堡镇的葡萄种植农户的居住建筑现状,通过形态学分析三者失衡的原因,并提出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新型乡村居住建筑的想象,以推动乡村发展,打造宜居环境,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理念下的城中村发展演进机制

本文以城市社会地理学的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理论体系为依据,从居民生活空间行为角度阐述了城中村发展演进的机制。指出:1.城中村的本质问题是城市社会空间问题;2.城中村的居住流动性与居住空间结构模式对城市低收入阶层,外来流动人口具有适居性并构成其社会生活空间;3.城中村的发展演进步入了社区发展的轨道,并逐步纳入了城市社区体系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所体系。

公平与效率下农村低保“准入-退出”机制分析

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而且更加注重公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准入-退出"不利加剧了农村低保的不公平,入保不公、退保不畅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没有为低保公平开展提供良好的支持环境。在分析农村低保入保不公,退出不畅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农村低保要实现公平,就需要构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准入-退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