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QCA分析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使用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通过多因素联动实现数字创新,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即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和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2)企业吸收能力在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感知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要素中对数字创新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市场竞争程度;(3)缺失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这4个因素对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协同机制,构建企业良好的数字创新环境;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则应遵循系统性原则,结合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选择提升数字创新绩效的模式,并要积极培育支撑组织数字创新的动态能力,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基于政策制度影响力的传媒编辑框架探讨——从框架分析理论和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谈起

"框架分析"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一种传播学理论。传媒编辑间框架分析差异性来源于归因不同。传媒编辑框架对社会信息流的调控功能可以从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中得到印证。在大众传播链条中,扼守于信息流咽喉部位的编辑人要善用框架分析,发挥对政策议程的驱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诉求下,大众传播的时效型框架、民意型框架、知识型框架是改革推动型框架,能为改革的伟大进程提供持续的正能量。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研究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利益-制度分析框架描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制度变迁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进程、形式及其战略选择,而一定时期内的行政审批制度则约束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利益冲突提供了既定的博弈规则和框架。

什么决定了区域数字化发展?——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的联动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数字化差异化发展的机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结合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为例,分析各省份数字化发展背后的驱动机制,得出推动区域数字化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区域市场化水平是影响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单一必要条件;(2)高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的4条驱动路径分别为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主导型,多以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核心因素;(3)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多个条件变量发挥协同作用,单一或少数变量难以对发展绩效产生影响;(4)各组态间的条件变量均存在潜在替代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最后提出发挥财政资源供给的基础作用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国家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个体信念和个体表达——一个分析框架的构思

制度是镶嵌在实践中解释个体行为的重要变量。文章通过相关学术理路,构建“制度-组织-个体”分析框架。该框架指出,制度环境中的组织和个体组成立体结构,衍生出制度距离概念,制度距离影响着个体信念和表达,且组织规范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

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个结构——制度分析

民间组织具有政治合法性意指民间组织及其活动在"政治上正确",即在组织宗旨、活动意图及意义等方面,符合由国家的主导政治价值所确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规范的要求。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由于"大政府、小社会"格局尚存,具有"官民二重性"的中国民间组织处于依附性地位。国家基于社会控制的治理目标,在管理上采取了双重管理和分层登记管理的政策。不均衡的权力结构和现行的管理体制促使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普遍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合法性诉求。

社会组织治理的“法律—制度”分析

社会组织是行政力量之外重要的城市结构力量,社会组织的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文本分析是旧制度主义的主体,它以法律文本、政策文件为研究材料,形成制度运作的法律或正式结构框架。社会组织治理呈现出“从控制到发展”之间的谱系渐变性的特征,是一种“选择性发展”、“趋势性发展”、“重点式发展”。它体现在:第一,在社会组织生存竞争中,提供服务的功能型社会组织逐步崛起;第二,政府部门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提供了持续的资源供给与政策激励;第三,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着综合监管,限制着其民主协商能力。社会组织治理的“法律-制度”框架更多地体现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等,法治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乡村环境治理:制度、技术与效能——基于中央政策文本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制度-技术-效能”框架,运用词频和词频聚类分析法,对1978—2022年中国中央政府机构关于乡村环境治理政策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乡村环境治理政策的阶段性演变逐步聚焦到治理效能,政策的制度设计走向系统化和协调性,技术工具转向开发和运用适用技术进行精细化治理,以实现乡村绿色发展和全面振兴的效能目标。为此,乡村环境治理实践应立足于治理区域的实际情况,强化治理机制的协同效能、提升数字化治理效能、增强适应性治理效能。

理论、制度与表达:教育实践分析的多重框架

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争论,产生了对教育实践的逻辑、策略的关注。在关于教育实践的理论研究中,分别形成了"理论—实践"、"制度—实践"两种规范体系的分析框架。理论逻辑的特性限制了"理论—实践"分析框架对教育实践的把握;而"制度—实践"的分析框架仍然难以解释日常教育实践的丰富形态。针对上述两种"规范—实践"分析框架的"解释残余",引入"表达—实践"的分析框架,尝试揭示教育实践在与理论、政策的张力乃至和"表达"的背离中自身独特的逻辑,并重新审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医保基金监管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研究——基于TOE框架与fsQCA实证分析

目的:探究医保基金监管效能的影响因素,为提升医保基金监管效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框架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医保基金监管效能各因素之间的联动关系。结果:各部门合作次数、典型案例数量和违规主体类型数量是核心条件,智能监控技术的有效性依赖于组织和管理的支持,政策法规和公众参与对提升监管效能至关重要,同时强化监管队伍能力也是关键因素。结论:提升医保基金监管效能需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监管框架,进一步优化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基金监管模式,对不同的主体采取差异化管理措施,通过数字赋能医保基金监管,全面加强医保基金监管队伍能力建设。

制度化组织:塞尔兹尼克组织与公共行政思想述评

组织理论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塞尔兹尼克的组织思想对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旧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塞尔兹尼克反对将组织视为简单工具的错误认识,认为组织具有自身的社会属性和权力结构,并对组织管理产生深刻影响。论文在阐释塞尔兹尼克制度化组织思想的基础上,剖析其在组织研究方面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并从理论层面分析其组织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基于一项文献研究的考察与评析

对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探究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传统,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即结构—制度与制度变迁视角。结构——制度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限定,其特点是重视组织行为的社会规则,力图呈现基层政权行为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制度变迁视角力图从动态的时空背景中来呈现基层政权的组织行为与乡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突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重塑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意义。制度逻辑一方面彰显了制度因素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重要性,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层政权的主体性与政府间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塑造该组织行为的影响。

我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制度分析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基本框架。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为CAFTA）进程的正式启动，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尤其是2004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以降低关税为核心的早期收获计划以来，

TOE框架下消防安全监管能力组态路径分析

为提升消防安全监管效能,根据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消防安全监管TOE三维分析框架,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不同因素条件与监管绩效的因果机制,归纳出实现监管绩效良好的5条组态路径,即技术支撑-动态化治理型、技术支撑-常态化监管型、专常并重-技术促进型、环境塑造-动态治理型、环境塑造-监管并重型。结果表明:经济领先地区借助财政优势可以采用技术支撑-动态化治理型和技术支撑-常态化监管型2种路径,提高消防安全监管绩效;经济欠佳地区偏向专常并重-技术促进型、环境塑造-动态治理型、环境塑造-监管并重型3条路径。糅合日常与专项等不同治理手段并致力于消防安全环境塑造,能够有效提升消防安全监管绩效。

TOE框架下智慧城市治理路径的前因组态研究——基于35个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为经济社会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智慧城市影响因素和治理路径的深入探讨。针对这一现象,在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基础上,构建了智慧城市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对中国35个重点城市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缺乏是低水平智慧城市治理绩效的瓶颈条件;高水平智慧城市治理绩效存在4条“殊途同归”的驱动路径,具体分为两种模式,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下的治理模式,“组织+环境”主导下的治理模式;低水平治理的前因组态与高水平治理的前因组态形成非对称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智慧城市的治理路径与作用机理的深入探讨。

茶类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基于31个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茶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是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框架,探讨技术、组织和环境3类因素对茶类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实现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联动匹配关系。基于31个典型茶类农业文化遗产案例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的方法挖掘茶类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和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茶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2)高水平茶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是核心条件联带边缘条件发挥作用的结果,其典型模式为“组织环境协同型”“社会资源主导型”和“综合联动型”3种;(3)非高水平与高水平茶类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实现的驱动组合存在非对称性。因此,为促进我国茶类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实现,可以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外在条件因素选择不同的实现路径。

互利共赢,还是独善其身?“双碳”目标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的组态分析

绿色智慧城市是应对“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布局。现有研究主要面向绿色层面或智慧层面,“绿色”与“智慧”的协同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两者融合发展的路径规律有待揭示。鉴于此,从组态视角出发,在TOE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并运用NCA和fsQCA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234个地级市为研究案例,探索绿色智慧城市建设的前因组态。结果显示:单个条件不构成高绿色智慧建设水平的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注意力分配+上级压力”两个集合构成高绿色智慧建设水平的必要条件;共存在5条驱动绿色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具体分为数字化和城市化双元驱动型、上级压力和政府注意力双元驱动型以及数字化和城市化双元逻辑下上级压力和政府注意力驱动型3种类型,其中“数字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注意力分配+上级压力”两组条件存在互利共栖(或共生)的关系;在分区域研究中,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建设路径也存在明显差异和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揭示绿色智慧城市的作用机理和建设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

碳交易驱动下的创新组态——基于高碳企业的动态fsQCA分析

绿色技术是引领绿色发展的第一动力。选取2011—2020年试点省份的高碳排放企业为样本,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探究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将时间跨度划为“十二五”与“十三五”规划期探讨政策变化是否影响创新策略。研究表明,两个时期共识别出7种组态路径,分为数字化驱动、资本灵活驱动及供应链配置驱动型。进一步研究表明,首席执行官(CEO)绿色经验贯彻始终,数字化对创新具有引领作用,尽管经历政策变化,两个规划期的路径相似,表明绿色创新需具备渐进性与一致性。

企业技术融合程度提升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探究企业技术融合程度提升路径,为企业及时调整技术创新战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选取2016—2019年间我国20家综合实力较强的人工智能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下探究企业自主发明专利占比、专利数量总和、研发合作广度、研发合作深度、组织知识宽度及所在地区经济外向度6个因素对企业技术融合程度提升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技术融合程度的提升不依赖于单个影响因素,不同影响因素的协同作用具有明显提升效应;存在自主创新导向型和知识共享导向型2条高度技术融合产出关键路径,自主发明专利占比和组织知识宽度分别是两条路径的核心要素,专利数量总和、研发合作广度、研发合作深度及经济外向度起一定促进作用。据此,自主创新是企业实现高度技术融合的永久之路,同时企业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合作力度,而良好的创新环境是推动企业技术融合程度提升的基础。

民间环保组织的合法性建构何以可能——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近年来,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不断通过赢得合法性以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本文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以两个个案为分析对象,从议题、社会动员的范围和渠道、媒体的作用等角度对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建构合法性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环境话语的建构可以弥补社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之间的断裂;环境行动需要坚守政府合法性的底线。随着法律和相关制度的完善,民间环保组织将会更一步推动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