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共”背后国民党派系的较量——以西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矛盾斗争为中心的考察

西南地方势力与蒋介石围绕"剿共"问题的较量,反映了抗战前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关系调适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横亘于二者控制范围之间的江西中共苏区,客观上成为西南地方势力维持半独立状态的地缘屏障。蒋介石、陈济棠、胡汉民表面上均表示合作"剿共",实际上相互算计,各自排演自己的好戏。1934年9、10月间,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后,西南地方势力在失去了战略缓冲空间的被动局面下,一方面试图利用胡汉民在政治上的号召力"迫蒋入川",缓解正面、直接的军事压力,同时军事上积极部署出兵夺黔。蒋则借入黔"剿共"之机,成功改造贵州政局,从战略上完成了对两广的三面包围。蒋在战略上获胜的同时,却增加了两广实力派与其心理上的隔阂,最终导致双方走向武力解决。

蒋介石“剿共”态度之研究(1932-1936)--以处理“剿共”与平定粤桂关系为中心

1932年以后,蒋介石对"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的处理始终有着"清醒"认识,实难得出蒋有意纵共以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结论。"剿共"背景下蒋对西南的实际运作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对于蒋方资料中貌似有纵共之嫌的言论,实不必作过多想象和发挥。对"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虽有"清醒"认识,并不必然表明蒋"剿共"态度坚决。在日本侵略的强大压力下,蒋对"剿共"有过动摇,但基本上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很快又重回"剿共"优先的轨道,念念不忘的还是非先安内不能攘外。至于所谓纵共讨好苏俄,以换回蒋经国,则是一些论者对蒋主观意图的大胆想象,并不符合蒋的处事逻辑。

抗日与“剿共”:蒋介石的两难选择——以1933年的热河危机为中心

1933年的热河危机是考验蒋介石抗日与"剿共"战略选择的重大事件。热河危机初期,抗日优先于"剿共";热河沦陷时,抗日与"剿共"两难;热河沦陷后,中国军队进行了长城抗战,同时第四次"剿共"失利,蒋不得不同意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蒋介石两难选择的原因一是自身尚未树立权威,难以号令全国;二是共产党的"左"倾主张与实力快速发展;三是国联不能有效制裁日本与切实援助中国。此后,蒋介石通过第五次"剿共",个人权威逐步树立,军令政令逐步统一。在民族危机不断深重的环境中,抗日成为蒋停止"剿共"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

军事整编与“剿共”困局:邓英弃城公诉案中的政情和民情(1927—1931)

本文以新十三师师长邓英弃城公诉案为例,论述蒋介石处理杂牌军军事编遣和"剿共"军事时复杂的政情和民情。透过邓英弃城案的研究,可以看出国民党在1927—1931年间的"剿共"军事,无论从高层决策,还是战略实施上看,"政情"与"民情"都是分裂的,且国民党高层尚未深刻认识到"民情"的重要性。1931年以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除大量调入中央军参与"围剿"外,也开始学习中共动员"民情"的重要方法。只不过,与中共着重动员草根阶层不同的是,国民党更强调赋予地方党政绅,尤其是地方士绅"权柄"的重要性。这也是国民党后来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的重要背景。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在江西的推行及其影响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在江西的推行经历了"剿共"、建设、抗战和全面内战四个时期,从推行、完善、进一步加强到最后崩溃历经了18年时间。保甲制度的推行对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独立评论》派的政敌观略论

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阵营中的丁文江、胡适等人针对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提出了政敌观。他们认为共产党势力得以壮大有着深层的原因,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只能使中国政局更为混乱,国共两党应通过政治途径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其政敌观虽具合理性,却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但它从另一维度反映了共产党力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取得合法政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与历史真实——新见《剿共随军日记》释读

《剿共随军日记》是一本历史当事人的记述。它虽有强烈的"反共"宣传性,但也记录了国共两党、两军不少"历史真实",如"剿共"粤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关系、共产党和红军的组织与军纪优于国民党和"剿共"粤军、"剿共"各军的宣传工作不如红军、"剿共"粤军的募夫制弊端丛生,等等。对待历史当事人的记述,应依据其记述历史的立场、动机和方法,采取冷静、清醒、理性的科学分析态度。

晋系对蒋介石“借师”“围剿”的因应——以1934年李生达部赴赣为中心的分析

1930年代参与"剿共"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互动的重要内容。地方派系因应"助剿",仅以反制或顺应形势等词难以概括其复杂面相。在晋军李生达部赴赣"助剿"个案中,就晋方而言,获得协饷以减轻财政负担在晋系的考量中占据重要分量,而借此消解蒋介石的疑忌也是其动机之一;就蒋介石而言,兵力捉襟见肘之际,调晋军入赣,自有"助剿"功用,但更重要的是借此试探晋方,以及消解两广联合北方以图反制"中央"之意图。表面化的"剿共"对于双方而言只是目的之一。"剿共"问题上的互动折射出这一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

高墙内的“派系”轮替:国民党感化政策在江西的推行(1930-1935)

1932年3月,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这一"剿共"政治即包含了如何处置投诚俘虏的重要问题,为此,蒋筹划在江西反省院的基础上建立一所覆盖湘鄂闽赣等22省的大型感化院。高墙之内,暗藏汹涌,感化院内先后上演"CC系"、"黄埔系"和"政学系"分别所代表的党、军、政三方围绕主办权的权力竞夺。透过高墙内权力竞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蒋介石在用人政治中凸现出来的重军轻党的浓重痕迹,也看到了蒋的这一策略中隐含的"政以军兴,政亦以军废"的重要特征。缕析感化政策在江西推行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蒋在某一政策的兴废过程中,往往以"派系"轮替的用人策略执行其"剿共"政治,这与我们以往认识的"多元竞轨"的制衡策略又有所不同,或许这是历史复杂性的另一面相所在。